施平

施平(1911.9- )
原名施尔宜，云南大姚人。1926年在昆明投身大革命，1931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生产系，任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全国学联执委。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任浙大学生会主席、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杭州全市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全国学联执委特别委员会主席。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庆元县委书记、苏中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南通县委书记、华中九地委民运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苏北区委青委书记、农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副书记，1953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代理校长，1962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农办副主任，197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著有《六十春秋风和雨》、《施平文集》等。

施平，原名施尔宜，1911年出生于云南省大姚县城内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是进士，祖父是贡生，父亲家道中落，降为城市平民。施平幼年时读书成绩甚优，深受老师赞赏和父母疼爱。外祖父是私塾老师，不许女儿读书，但女儿深知知识的重要，常用心听书生诵读，日久竟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出来。施平小时候熟读四书五经，就是由母亲口授的。小学毕业后，母亲决心送他到昆明上中学。大姚城内，当时还没有出过一个中学生，母亲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施平身上。
1926年初，旧历新年刚过的一个早晨，施平背上行装，脚蹬草鞋，肩负家人和乡亲的期待，告别了大姚。20世纪20年代，云南没有一寸公路，百姓也没有见过汽车。大姚到昆明近600里距离，全是山区小路。施平徒步8天才进入昆明。1926年2月，年仅15岁的施平考进了昆明有名的承德中学。此时，第一次大革命浪潮席卷昆明，施平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群体，经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青年努力会”，并担任宣传队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承德中学以及昆明学生立即走上街头，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施平忍不住心中的悲愤，快步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并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
大革命失败后，施平被迫离开昆明。他一路漂泊施平，原名施尔宜，1911年出生于云南省大姚县城内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是进士，祖父是贡生，父亲家道中落，降为城市平民。施平幼年时读书成绩甚优，深受老师赞赏和父母疼爱。外祖父是私塾老师，不许女儿读书，但女儿深知知识的重要，常用心听书生诵读，日久竟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出来。施平小时候熟读四书五经，就是由母亲口授的。小学毕业后，母亲决心送他到昆明上中学。大姚城内，当时还没有出过一个中学生，母亲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施平身上。
1926年初，旧历新年刚过的一个早晨，施平背上行装，脚蹬草鞋，肩负家人和乡亲的期待，告别了大姚。20世纪20年代，云南没有一寸公路，百姓也没有见过汽车。大姚到昆明近600里距离，全是山区小路。施平徒步8天才进入昆明。1926年2月，年仅15岁的施平考进了昆明有名的承德中学。此时，第一次大革命浪潮席卷昆明，施平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群体，经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青年努力会”，并担任宣传队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承德中学以及昆明学生立即走上街头，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施平忍不住心中的悲愤，快步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并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
大革命失败后，施平被迫离开昆明。他一路漂泊，历尽艰险，取道越南河内，再由水路经香港、上海至南京，于1931年考进了金陵大学。是年秋，又在杭州转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浙江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施平决心努力攻读，日后为国家建设服务。但是，他的梦想很快被1931年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所打破。施平和同学们愤怒发问:东北的30万军队哪里去了?蒋介石的100万军队干什么啦?为什么不抵抗?大家一致意见，要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当月下旬，浙大农学院率先成立了“农学院学生抗日会”，施平被选为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随后，浙大文理学院和工学院也相继成立了学生抗日会。接着，浙大牵头联络召开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举行全市学生游行示威，沿途群众也纷纷加入学生游行队伍。学生游行示威变成了杭州市全市人民的抗日行动。
游行示威以后，学校恢复了上课，但东三省国土继续沦陷，中国军队仍不抵抗。同学们目睹国家危在旦夕，浙大和全市各校学生会领导人决定赴南京*，直接向蒋介石面谏抗日要求。11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施平等浙大学生会领导人和全市学生会的代表共2000多人，乘火车奔赴南京。当天下午，队伍到达南京车站时，得悉国民党代表大会正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蒋介石等都在那里。施平等主席团成员决定一律不吃不喝不休息，立即快步跑到中央大学会场，要求面见蒋介石。队伍尽管遭到阻挡，但当局被迫让*队伍进入会场坐下。10分钟后，蒋介石从台后走出来向大家“训话”。他长达一小时左右的讲话，大意是:国防、外交这些国家大事是政府的事，政府会管的。学生的责任是把书读好，学好本事，报效国家，闹学潮是不好的。他还说，你们都是浙江人，浙江是文化礼仪之邦，西湖有岳王庙，供着岳武穆，你们要学习岳武穆，学习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原则，你们提出的要求，我晚上派人来给你们答复，等等。当天晚上，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代表国民党政府到学生住地，对学生主席团成员答复说:你们要求对日宣战，要求蒋委员长立即北上指挥，现在他决定马上就要北上，你们的要求已经得到圆满答复，要立刻返回。学生代表中的一部分受骗了，第二天就走了，另一部分(包括浙大农学院全体学生)要看到蒋介石北上才返杭，坚持了两天，也被迫回了杭州。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国民党步步退让，只有几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到了1935年，华北也处于危急状态。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浙江大学学生冲破不准学生自行召开大会、不准成立学生会的反动禁令，自行召开了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的全校学生大会。大会决定施平担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12月11日，各校学生冲破了特务的阻拦赶到会场，举行全市学生大会。施平为大会执行主席。接着进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学生大会变成了杭州市全市的抗日救亡大会。在全市学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全市学生联合会，施平当选为市学联主席。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控制加紧了。
12月16日，北平学生再次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六”爱国游行示威运动，对杭州市学生运动鼓舞很大。杭州市学联秘密召开了一次执委会，决定占领火车站，乘火车到南京去逼迫国民党抗日。由于学校里暗藏着特务，冲到南京去的消息走漏了出去，国民党浙江省宪兵司令在19日下午带着武装特务到浙大警告学生，必须放弃占领火车站去南京*的计划。但是学生们决定不管宪兵司令怎样恐吓，占领火车站去南京的决心不变，同时也警惕到夜里反动派可能来抓人，所有学生会的负责人都要改换住地。果然不出所料，半夜，国民党军警冲进了学校，搜捕学生会成员，当晚捕走学生会执委12人，施平化装隐蔽躲过一劫。
浙大为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而掀起的杭州学潮，对蒋介石是个巨大的打击。特别是浙江靠近南京国民政府，又是蒋介石的家乡。因此，蒋介石把浙大的学潮视为心腹之患，心头之痛，一心想把浙大的学潮压制下去，并决定亲自出马到浙大向学生“训话”。
蒋介石到校的前一天，教育部发来电报说学生施尔宜(即施平，学生会主席)和杨国华(学生会副主席)发动学潮，打乱学校教育秩序，应立即开除学籍。1月20日，蒋介石带着省宪兵司令、市警察局长及随从来到浙大校长会客室，召见施平和杨国华。蒋介石面对施平开门见山地说:“施尔宜，你发动学潮，破坏学校正常秩序，你要马上恢复学校秩序，恢复上课。”施平回答:“我们抗日救亡，要求政府抗战，要罢免校长郭任远，是爱国爱校的，是全校同学的意见，要我恢复上课，我办不到。”蒋介石打断施平的话，大声吼叫:“你是学生领袖，领袖说的话，下面就要服从。”施平再次明确说:“我办不到。”蒋介石见施平不服从，进而威胁、恐吓。此时，有人进门说学生都到大礼堂了，请蒋“训话”，蒋即借此下了台阶。
蒋介石又到大礼堂召集全校师生训话，讲了一套又是训斥、又是“勉励”的话，提出要学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命令学生立即停止罢课，恢复学校秩序。会后同学们对蒋介石的态度不禁群情激愤，但冷静想想又有点担忧：听从罢，国家危在旦夕，爱国运动怎可就此罢休；不服从，继续反抗，他会随时抓人，严厉镇压，使学运受挫。他们一时确实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第二天下午，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说蒋介石要召见施尔宜和杨国华。他俩虽觉凶吉难料，但也只好去。到了蒋的西湖别墅，没想到他的态度竟与前一天判若两人。蒋先是随和地请他们坐、谈家常、谈学习，然后转入正题，又谈“十年生聚”“安内攘外”的一套。他们知道和蒋辩论也没用，只是听着不吱声。蒋独自讲完了就说“你们可以回去了”。
施、杨两人当时也不理解，何以蒋介石前后两次态度如此不同？事后好久，施尔宜思索，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与蒋介石亲自到现场来了解情况而不是光听下属汇报有关。由于和学生接触、谈话，觉得学生不是一味蛮不讲理地反对他，而是要他抗日救国。理在学生一边，若一味横加镇压，恐受国人指责。同时也因听取了以郑晓沧先生为首的一些著名教授的意见，采取了较稳妥的态度。一场学潮，没有开除、逮捕一个学生，也撤换了郭任远而聘请了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为校长，初步满足了学生的要求，也给蒋介石自己下了个台阶。
可是因为蒋介石未明确表示抗日，同学们仍继续坚持罢课，这使蒋介石大为恼怒，通知教务长郑晓沧下令要施、杨二人立刻离开学校，否则就解散浙大。郑晓沧本来是同情学生的，但知道蒋介石也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就跑到学生会来告知这消息。当时许多同学对蒋的态度非常不满，提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施、杨仔细考虑，觉得斗争还是要讲策略，“以卵击石”不是上策，为了顾全学校大局和同学们的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他二人离开学校，反正离开后仍可再设法联系。这样做既给“最高领袖”留了点面子，也不让老师们多为难。
1936年6月，他获得竺可桢校长授予的毕业证书。同年12月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斗争7天后获释。此后因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改名为施平，并于1938年1月加入共产党。
施平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就直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辗转于浙江、皖南、苏南、苏中、华东等地，从事农村工作。他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抗日自卫团副司令、苏中地区民运部长、农抗会长、及报刊总编等许多重要职务，全身心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直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升起。
1948年，施平在中共华中工委负责筹建华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华中青年联合会，后任苏中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兼青委书记。1951年在上海任华东局团工委宣传部长及副书记。这年他40岁，从离开母校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极其困难、复杂、严峻的环境中，栉风沐雨，艰苦奋斗，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工作能力也得到多方面的锻炼，特别是养成了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和善于思索、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这也为他日后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准备了条件。
1953年10月，施平调任北京农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4年他曾赴苏联考察农林高等学校，回来后他深感发展科研工作和培养师资队伍的重要性，曾给中宣部写了篇长篇报告，提出对老教授要实行“团结、尊重、照顾、教育”的方针。在校期间他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和人才的培养。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当时只要对苏联任何一点观点有不同意见，就被认为是反苏反社会主义，这种将政治与学术混淆的情况当时在国内是普遍存在的，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当时在农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遗传学上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直到1956年青岛会议上，他才根据“双百方针”解决了这长期争论的问题。
施平在领导岗位上，不但亲自参加教育实践，也写了好多篇有关科研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阐述教育也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可是他的锐意改革，却使他在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农大。直到1962年上级才给他撤销处分，调到上海任华东局农村办公室主任。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施平受到严重冲击，1968年12月，在华东局农办一次残酷的批斗会后，因他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横加给他的罪行，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将他投入“四人帮”的秘密监狱。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一生出生入死为革命为党工作，竟落到这地步。
施平在黑暗的监狱里度过了4年零100天的非人生活，身体备受摧残。1973年又被改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二年多，直至“文革”结束后才给予彻底平反。1978年夏调入华东师大任党委书记，这年他已67岁。
施平曾自喻为活动在祖国母亲大地怀抱中的“土拨鼠”，他曾因长期蒙冤受屈不能为大地母亲效劳而悲伤和遗憾，平反后复出工作，使他十分兴奋，又恢复了青春活力。他在《土拨鼠的自述》里有这样几句话，颇使我们能体会他那时的心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忠贞的土拨鼠，又勇敢地拨土、栽花、去芜，继续前进。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困难要克服。我这个小小土拨鼠要继续努力不停息。”由此可见他晚年的积极乐观精神。
华东师大在“文革”期间是“重灾区”。施平到师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严格审查冤假错案，为许多蒙冤受害的师生平反。他亲自参与物理系学生王申酉的冤案，发现这个学生竟是因为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而对当前运动有些自已的看法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更不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他还被坚持判处死刑，这使施平十分惊讶和悲痛。他着力向上海市委新书记和党中央申请给予平反，终于在1981年4月1日由市委书记主持在全市性大会上宣布给王申酉平反。施平之所以非常重视这事，是因为他认为王申酉的平反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胜利，同时也使他在王申酉身上看到当代青年为探求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无畏牺牲的精神。
接着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的需要，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发动教职工民主推荐中年教师担任副校长；在报上公开招聘外语及翻译人员；积极探索、多次提出要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丰富多彩，要“立体化”；建议开设机算机等新课程和“苏东所”等科研机构；积极试行学校领导体制改革；深切关怀中青年教师的身体健康和广大职工的生活困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学校很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他从理论到实践批判了康生一伙对教育的破坏，根据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来探索学校教育的改革。为了使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得更快些，他不但立足本校，还提倡校际合作。1979年，他发起由复旦、交大、同济、上海一医和华东师大五校的协作委员会。1983年，与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一起发起苏、浙、皖、沪16所高校教育改革座谈会，积极推动高校的改革和建设。但这年施平就因被上海市人大选任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而离开了师大。
施平在上海市人大常委工作期间，仍十分重视高校的工作，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由于他长期和知识分子接触，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在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许多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他写了不少论文。198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运动和作用》一书，书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了我党过去在这方面的“左倾”错误和思想根源，并提出了不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见解。这对现在新时代如何办好教育、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的作用，以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施平于1986年离休。离休后两次参加上海市老干部局组织的赴新疆、甘肃的参观访问活动。他用优美的文笔写了31篇游记，抒发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和悠久的民族文化的热爱。晚年他还出了五大本摄影集，其中大部分为美丽珍奇的花卉，寄托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心情，也许这就是他作为土拨鼠对大地母亲的深情回报吧!
施平100岁时，华东师大为他出了《施平文集》。读了他的文集，真好似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百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体会到他在波澜壮阔的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忠诚的历史责任感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人生哲学，发人深思，催人前进。
2005年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根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决定，开展了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的评选和宣传活动，施平同志被光荣地载入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史册，这对我们后辈是很大的激励。

人物经历
1931年2月至1931年8月，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
1931年9月至1936年7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
1935年2月至1935年8月，在上海永生周刊社做地下学联工作。
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在南京地政学院学习。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浙江丽水工作，后任中共丽水县委委员。
1939年11月至1941年7月，任国际新闻社上海站负责人、香港国际新闻社记者。
1941年8月至1942年12月，任江苏苏中区党委教研室主任。
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任中共南通县县委书记。此外曾任中共庆元县委书记、苏中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华中九地委民运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苏北区委青委书记、农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副书记。
1953年10月至1960年2月，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1962年5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副主任。
1978年8月至1983年4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务委员会主任。
1983年4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1985年7月，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