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宗范回忆札记(之一)
(一)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宣布独立与夏超之走死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广州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誓师北征，区人民群众闻风响应，热情支援，军心振奋，敌人丧胆，不到一个月就拿下了湖南省会——长 沙，大有一举而囊括湘、鄂、赣三省之势。当时北洋军阌孙 传芳盘踞东南五省(苏、皖、赣、闽、浙)，号称“联帅” (五省联军总司令)。长沙陷落前后，直系军阀吴佩孚、赵恒锡连电向他求救。孙传芳犹豫观望，按兵不动。揣他的用意：一是想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坐收渔翁之利；二是他对当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放心不下。夏超是文官，只拥有一二千名警察，但他暗怀割据称雄的野心，与孙传芳积不相能。平时勾结外商，收囤军器(听人说主要是木壳枪)，指使警察队搞军训，还和非孙传芳嫡系的师长周凤岐①相结纳以自重。这些情况，连民间都时有传闻，当然更逃不过孙传芳的耳目。这两条该是孙传芳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后来北伐军攻入江西，威胁到他的统治区域，就无法袖手旁观了；于是 反常态，把看守杭州的重任托付夏超，装成对夏超推心置腹的样子，自已统率全部精锐师团，倾巢而出，奔赴前线。
可能他认为只要他在前线打胜仗，夏超是万万不敢暗算他的。在临走前，孙传芳特地留下一营嫡系部队驻扎在报国寺靠近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的地方。工专是当年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起着带动工运、农运的媒介作用。在孙传芳看来，这是“赤化大本营”。他的这种看法，除了概念上的形象歪曲外，也算看对了十之八九。工专确是当时共产党和左翼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即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件以后，还是那样。(参看札记之二“杭州磁器巷七号”条)大约九月间，北伐军攻入江西，工专同学在宣中华同志②领导下组织地下学生军，准备武装起义，指定营长为傅联璋同志③，我报名参加了学生军，并经傅联璋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国民党④。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武器、弹药以及初步的训练，都不是短期间能够解决得了的。随着江西方面军事形势的发展，同志们一致认为“根据目前形势，策动敌后起义，促使敌人内部分化，是支援前线北伐军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由我们学校首先宣告独立，逼着夏超表态。这肯定是上级党的决策。我不清楚。当时我是工专学生评议会(学生会的最高组织)会长，杭州学联主席，大家致认为由我来提议宣布最合适，我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付重担。
十月十八日早上，评议会发布紧急通告，在校内体育场开全校学生大会，所有老师都被邀请参加，并特别为他们安排了座位。那次参加会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大会开始后，我站到露天台上发言，内容大致是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安不下心来读书，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绪在一起，掠夺和压迫我们的结果”。接下去是列数孙传芳祸国殃民十大罪状，最后建议工专宣布独立，提请大会通过。
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欢呼跳跃，经久不息;这时由宋坎福⑤同志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网!”“打倒孙传芳!”“拥护国民草命军!”“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同时我们在事前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小彩旗、标语牌一齐上场，锣鼓爆竹，响成一片，庆祝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独立。接下去就是游行示威，从大操场到大马路，浩浩荡荡呼啸前进，口号声前伏后起，连绵不绝。说也奇怪，驻扎在报国寺的一营孙军，居然装聋作哑，龟缩不出。下午，我代表工专同学直接进省长公署找夏超谈判我对夏超说:“我们工专已经宣布独立了，省长准备怎么办?……”夏超连声说:“我知道了，我道了，我知道了，很好，很好，你先回去吧，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以上对话，只是大意)夏超说话唯唯诺诺，对我不象客气，简直是恭敬。我见到夏超只这一次。看上去他面黄肌瘦，背有点驼，比我矮上将近一个头。他的会客室倒还简朴，中间一张长桌，配着白洋布桌毯，四周是带靠背的西式木椅。谈话的时候他至在下首的主位，我坐在紧靠他右手的位，室内没有别的人。
回校后，我向同志们汇报。我说夏超既然不敢向我们开刀，只能横下一条心跟着我们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只不过两天，驻扎在报国寺的那一营孙军，被夏超解除了武装。夏超起义了!事后有人说:“夏超起义是余宗范逼出来的。”实际上，动员他起义是党决定的他选择走这条路子，是慑于北伐军的威力和当时草命形势⑥，我不过执行党的决定罢了。
大约在十月底，孙传芳派了一个师打回杭州。听说这个师是孙传芳手头的王牌师之一，师长宋梅村，是孙传芳的嫡系死党。夏超措手不及，勉强带着警察兵到嘉兴去应战，当然不经一击就溃散了。听说夏超死在逃窜的路上。
①周风岐。浙江人，后来投靠蒋介石，当过浙江省政府主席。
②宣中华同志，浙江诸暨人，共产党员，浙江左翼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就义。
③傅联璋同志，四川人，共产党员，浙江工专学生，十七八岁时在四川当过团长，听说南昌起义时牺性了。
④当时浙江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共产党员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另一个是西山会议派头目沈定一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我参加的是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
⑤宋坎福同志，江酉人，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以后情况不明。
⑥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我在广州，无意中发现有位夏超代表许宝骙先生住在长堤的一家旅馆里，当时离夏超之死已经好久了。可见夏超首鼠两端，早已和广州政府有过联系。工专宣告独立这件事，只是促成夏超不得不立即表态而已。
附录 关于1926年浙江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
最近，看到浙江省文史资料有关于1926年9―10月间浙江省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的一段记事，原文如下：“1926年10月间，学生们为了配合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援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独立，于10月18日参加市民大会时发起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反对校长和许多教职员，封闭学校各处所。工校历年风潮以这次为最大。因为夏超态度动摇，有些举棋不定，校中几位进步学生就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军队在嘉兴一站被孙传芳军队所击溃，孙部宋梅村又到杭州。学校继续开学，行政当局竟开除闹风潮的学生四十余人，专门部的高年级生就都不回校上课……”(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六页)
这段记载，条理清晰，但有些情节不符：
(1)资料上讲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是在9月中旬全校师生欢迎新同学大会开始的。当时我刚进工专，在大会上代表新生致答词，其中有讲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的一段话，我说：“浙江是历来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只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这是我们浙江的耻辱。”我主张“把教育权收回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根除学校里的洋奴教育作风。”(顺便提一下，我在考进工专以前，是上海光华大学国学系的学生，因为反对洋奴教员史乃康，学校以“不堪教诲”为借口勒令我退学。)我主张收回之江大学，把工专改组为浙江大学。没有想到这次讲话轰动了会场。全体同学热情高涨，掌声经久不息。紧接着，同学们自动地组成了“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改大委员会。”
当时学校校长徐守桢不但不支持这个运动反而出面干涉，以致发展成对抗，这是学潮的第一个阶段。到了十月十八日宣布工专独立，驱逐校长徐守桢出校，强追夏超起义，是工专学潮的第二个阶段。就在那时，我们得知蔡元培先生来杭，住在绍兴会馆我柳昇荣同志还代表过改大委员会去敦请他出任我们学校的校长。虽然因为那天蔡先生不在会馆里而没有碰上他，又因为以后事态的发展使得我们没有能再去，但也可以说明工专学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不是没有一点联系的。资料上只一般地提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而没触及“工专改大运动”与“工专宣布独立”两个基本内容，这是很不够的。
(2)资料上讲的“校中有几位进步学生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去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这个说法不可靠。因为当时进步学生的行动是由地下党领导着的，彼此间是互通声气的。如果有这回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再说，即使以后夏超打过十八军军长的番号，学生们怎么就知道夏超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呢？如果是“几位进步学生”的任意行动，夏超又恁么能够接受同学们任意给他挂上的番号呢?这都是不可能的。
(3)夏超手下没有军队。孙传芳军队回师时，夏超带着去应战的，只不过是匆匆忙忙改编起来的一、二千名警察兵，当时是否挂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番号，这我不知道。
(4)资料上说“反对校长徐守桢，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确切，实际上，对校长徐守桢，同学们不仅是反对，而且是于十月十八日早上随着工专宣布独立后就把他赶出校门的。我亲眼看见徐守桢是在同学整队游行时，在高呼革命口号声中被押解出校门的。至于绝大多数教职员，同学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是非常爱护和尊敬他们的。只有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训导处的个别顽固分子，同学们才对他们有些岐视，但也没有把他们赶走。“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是事实。在当时急风暴雨式的学潮中，全部校务都处于停顿状态，还用得到去封闭么？为了防止极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各处所采取适当的警戒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地下党的安排，怎么能说封闭学枚各处所呢?(以上我所提供献材料，如果柳异荣同志现在还在杭州电讯局，当然是最好的见证人。另外，只要是经历过那次学潮的老同学，都可以为此作证总之，在浙江是不难查明的)
(二)宋梅村的大刀队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
(1926年10-11月)
宋梅村回师杭州事件来得如此突然，我们竞一无所知，从未想到。一天下午，我父亲①差人把我从学校叫回家②，带着惊慌的神色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畜牲！你做的好事还要不要脑袋?我侍候孙大帅，吃他的饭，你狗胆包天，敢造他的反？现在已经有人告发到孙大帅那里了，我把公事压在手，不能过两小时，就要送上去，这是军法，你懂得没有？赶快给我动身到马村③去，一点不许耽搁。”(基本是原话)这时我跟我父亲分道扬镳，他大踏步向前门走去，我立刻溜出后门，找到一辆人力车，跳到车上，对车夫说:“到报国寺大同宿合④，越快越好，我多付钱。”我明白必须跟父亲在时间上赛跑，如我落在他后面，同志们都完了。我及时赶到目的地，通知了和我有联系的地下党员我和萧澄⑤、戴尚文⑥、柳昇荣⑦、傅联璋等一行十八个人⑧随即直奔里西湖，借黄龙洞宿了一宵。事后听说，就在我们离开大同宿舍之后不久，有一连孙军包围了那个宿舍，他们扑了空，一个人也没抓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奔西向山地转移，过金鼓涧，遇见位老道，得知我们是避难的学生，把我们引到一处密室是间十来平方米的木板楼房，要通过神像后面的暗门，摸黑爬一乘扶梯才能到达，外人是无论如何发现不了的。老道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还答应帮我们把风。我们得到这样个隐蔽处所，当然喜出望外，暂时安心下来了。我们开始考虑工作，时常三三两两趁游艇进城，拣僻静处上岸，绕道到湖滨体育场的小图书馆门前跟城里的同志碰头。这时我们才知道孙传芳已经悬重赏通缉我们了。同时孙军成立了“大刀队”，到处搜捕“赤化分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用大刀砍杀，悬首西湖商场示众。我们有一位好友汪新田同志⑨就是被孙军砍杀、枭首示众者之一。我们还知道原先被我们赶出校门的工专校长徐守桢已经回校⑩，宣布开除了四十几名同学的学籍，我十八人也在其内。北外，也有不少同学因同情我们而自动退学的。为了扩大影响，继续向反动派进行斗争，我们决定联合被开除的同学，以及自动退学的同学，秘密成立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尽管名义上有了这个组织，并得到地下党支持，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竟无法开展工作。
一天夜里，老道上楼告诉我们，傍晚来了几名暗探，追究我们去向，好不容易被他支吾开了，怕再来不好应付；我们也怕连累老道，决定转移到别处去。可是我们还能向哪里去呢?当天晩上，我们决定由萧澄同志进城向宣中华同志汇报并请示。第二天一六早，萧澄回来说:“省党部(指左翼国民党)决定叫余宗范同志代表我们离校团和杭州学联(我是学联主席)去广州向中央党部汇报情况并请示。”同志们一致赞同，萧澄当即递绐我两份已经准备好的证件。我们随即告辞老道，离开金鼓洞，奔向虎跑。就在那里，大家品茶为我送行。虎跑肯定不是可供同志们歇脚的场所。前途茫，他们以后又到哪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①我父亲叫余重耀，号铁山，当时是孙传芳的机要室主任。
②当时我家住杭州城内红门局十九号，属于嵊县工商地主前丹平的房产，前门向一条大巷，后门通小街。
③马村是一个小村庄，在浙江诸暨县，离城南约十华里的地，我母亲是马村人，要我到马村去，就是叫我躲到外祖父母家里去。
④大同宿舍是工专同学宿舍，很多地下党员都住在那里，我是寄宿生，也在那里住。
⑤萧澄，四川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四・一二”享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书记，我在1927年7月间和他在杭州分手后一直无消息。
⑥戴尚文，号乐山，四川乐山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月间我和他在杭州分手时，他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工作积极努力，没有听说发生问题。解放前，从上海报上看到有个戴尚文任XX航空公司一个小办事处的主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后来偶然在飞机场撞见过，没有谈话。
⑦柳昇荣，又叫柳劲秋，柳映堤，浙江兰溪人，共产党员，工专学生。他是走读生，不住校，当时是我过他家去通知他一起逃跑的。 “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宣传部长。7月初，我们还在一起，没有发生问题。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我在杭州碰见过他。解放后听说在杭州电讯局任职。
⑧除我们十八人外，昕说另外有一路司学，是跟宋坎福同志起撒离的。那一路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一道撤离的十八人的姓名，可以在广州中山大学1926年12月“编级测验”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⑨汪新田同志，共产党员，当时左翼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书记。
⑩工专校长徐守桢，字崇简，曾留学美国，思想反动，就在工专宣布独立那天早上被押送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