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颂九(1918-2002)
邓颂九，教授。湖南长沙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6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次年回国，曾任湖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历任华南工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化工机械系主任、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曾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成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广东省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2002年4月13日凌晨在广州逝世，享年84岁。
邓颂九教授是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代宗师。为了本学科的成长壮大、不断前进，他殚精竭虑，终生奋斗，直到逝世前夕仍然关心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由他担任所长多年的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于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邓颂九教授从教50余年，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为人师表，他从196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他的几代学生在海内外许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密切关注并及时掌握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带领学生从事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工作。1981年被评为广东省高教战线优秀共产党员，1985年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和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省高教系统和本校的教书育人积极分子。
邓颂九教授长期从事化工传递过程的研究，对传热理论尤为专长，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展了化工原理和热能合理利用的研究，并应国家急需研制出核燃料工业所需的絮凝剂，1964年获国家科委科研成果二等奖；60年代开展三元系统热扩散分离理论及板式换热器等方面的研究；70年代开展高效换热器研制，运用边界层理论为翅片换热器的加工提供理论依据；从80代初至90年代中，他主持了多项强化传热、传质方面的研究，研制了螺旋槽管及锯齿形翅片管、 机械加工表面多孔管等多项强化传热元件，从理论上提出了强化元件中二相流动模型及传热机理。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将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实际，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4项。他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了专著译著2部。
“热”之始——负笈留学，奋发图强思救国
1918年，邓颂九在湖南长沙出生。1938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因日寇入侵，浙大师生一路西撤至贵州，邓颂九也随着逃难的人群坐上了满载钢筋的大货车。半途，货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翻车了。刚好坐在另一侧的邓颂九，随着货物像皮球一般被抛向空中，重重摔落在山坡下，而被紧紧压在沉重钢筋下的同行者早已没了呼吸。这悲惨沉重的一幕刻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头，也激发了青年邓颂九心中的报国救民之志。
1944年，邓颂九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赴密歇根大学化工系攻读硕士学位。途中，为躲避日军潜艇的袭击，他所乘坐的客轮绕道印度洋，在茫茫大海中度过了足足一个多月。“邓先生有渊博的学识,有很强的事业心,然而更难得的是他远见卓识，具有很强的科学预见性。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留学期间邓颂九的导师、著名化工专家卡兹（D.N.Kaze）教授对他的评价。因为勤奋好学的品格和优秀的工作能力，数家美国公司以高薪向即将毕业的邓颂九递去了橄榄枝。然而，邓颂九时刻牵挂着正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他回绝了优厚待遇，婉拒了导师和同窗的挽留，于1946年毕业后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倘若说邓颂九人生起航的司南是志气与兴趣，那么“弱国无外交”背景下的留学经历，便是足以改变航线的风暴。经历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艰难处境后，心底的愤怒和不甘化为奋斗征程的航标——“振兴中华”。1947年，邓颂九回国担任浙江大学化工系副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数青年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邓颂九前往上海益中厂成为一名工程师。在工厂工作期间，邓颂九为工厂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被选为技术骨干。他愈发坚定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必要性，确定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奋斗方向。
1951年，邓颂九到湖南大学任教，是当时湖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热”之峰——钻坚研微，躬身科研结硕果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正式组建。邓颂九南下广州，在华南工学院担任化工系化工原理教研组主任。在这里，他四十年如一日，尔尔辞晚，朝朝辞暮，将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化学工程学科的建设。
邓颂九把培养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建立科研梯队，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到华工后，他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着手建立化工原理研究室，开展化工原理和热能合理利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这里，邓颂九利用在美国学习的化学与机械交叉学科优势，通过搭建各种模型，生动形象地开展单元操作教学，极大促进了华工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在邓颂九的带领下，化工原理教研组被评选为了学院先进单位，大家共同以“聚生焰之阳，拢成拳之指”的团结力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智者见于未萌”，邓颂九始终紧跟学科前沿，并在研究方向中展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五十年代初，邓颂九便极具有前瞻性地预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能源短缺将会是一只巨大的“拦路虎”。因此，他在节能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七十年代，邓颂九开展强化传热与节能研究。1973年，他接手地热发电任务，经过一年努力，研发出了能够节省60%传热面积的高效冷凝器，被用于广东丰顺中间介质法地热发电。到了八十年代，邓颂九又将氢能研究作为自己第一位博士的研究课题，这在当时的国内外都具有极高的创新性。1988年，他在华南理工大学主持举办国际传热与节能大会，100多位专家云集华工，并由美国半球出版社出版论文集。
邓颂九的科研生涯正处于计算机技术刚刚兴起的时期，前沿科技设备还很稀缺，且价格高昂。在研究所，他排除万难，想尽办法，甚至在出国考察时都千方百计将经费节约下来，最终为教研组配置了两台先进的计算机。据邓颂九之子邓先和回忆，1985年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现当地的计算机和华工研究所使用的竟是同一型号，这让他不禁感慨父亲对学科前沿的关注从未停止。
在科研道路上，邓颂九始终践行着“实业救国”理念，力求解决实际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正值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封锁的时期，为打破国际禁运的限制，邓颂九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承担起为国家核工业研发絮凝剂的任务。他因地制宜地寻找突破口，带领团队中的青年教师不断尝试，终于从一种植物中提炼研制出了国家急需的絮凝剂，用以提炼浓缩铀。该成果和美国合成絮凝剂有着相似的效果，但经济效益显著，荣获1964年国家科委科研成果二等奖。
从寒冬到酷暑，邓颂九带领教研组潜精研思，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上百个科研项目，研制出 “机械加工表面多孔管”等多项新型强化传热元件。其中2项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项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这些成果被应用于全国30多家企业，创造了上亿元的经济效益。
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和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的邓颂九，退休后依然将自己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经常和儿子邓先和讨论化工学科的现状与发展，常常一讲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岁月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为化工事业发挥余热的决心。
“热”之恒——言传身教，桃李满园遍九州
“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育新苗。”邓颂九学成归国之后，他的人生便与“师者”一词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他而言，教育不仅在课堂，也在生活；不仅限于知识，还在于为人。
1962年，邓颂九开始招收研究生。对于学生，他从未“吝啬”过精力和才学。仅仅一本研究生教材《传递过程原理2》，他便综合了自己20多年积累的讲义，参考国际上几十篇最新文献资料，只为引导学生更好地结合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曾在图书馆外文期刊阅览室工作的朱老师仍清楚地记得，邓颂九是当年最频繁查阅外文资料的教师之一，他总是将国外最新成果应用到教学中。每堂课前，“查资料、观动态、写讲义、备答疑”是邓颂九长达四十年的严谨与习惯。
在他的课堂上，理论与最新实例结合，授课深入浅出，不仅让当堂学生全神贯注，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教师学生和外单位的科研人员前来听课。
1978年全国首批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时，邓颂九破格录取了一位只有中专学历的学生。后来，该生成就突出，成为美国名誉工程师协会会员。另有一位研究生在工厂当过车工，他便让其发挥所长，开展实验研究。后来，这名学生研究出了有着国际先进水平的强化传热管，打破了当时日本日立公司的垄断局面。
任教期间，邓颂九共指导了硕士生17名、博士生15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留校工作的学生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省部科技进步奖7项，3人获霍英东教育基金奖，2人在1991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孙大文，正是邓颂九的博士生之一。他感慨道：“邓老师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不仅为我打开科研之门，更教会我研究的方法，做人的道理。”
在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培养上，邓颂九更注重因材施教。邓颂九为他们制定学习方案，让他们在协助教授带研究生的过程中提高水平。他认为，研究生热情饱满，敢于探索，为研究生答疑解惑的同时，也可以锻炼自身授教水平，为以后独立指导研究生打下基础。
“君子泰而不骄。”无论是和学生、老师或工人师傅们相处，邓颂九始终保持着谦和儒雅的态度。在与他人共同完成的学术成果中，他始终坚持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把学生、老师甚至工人师傅放在前面。据邓颂九长女邓先敏回忆：“有一次有位老师需要搭乘火车出差，但这位老师有胃病，无法长途颠簸。父亲亲自帮他办理手续，为他申请到了搭乘飞机的名额。看着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为自己的事奔波，这位老师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1985年，邓颂九组织开设教师研讨班，和谭盈科教授招收访问学者，研究传热强化与节能技术，为我国其他高等学校培养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四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邓颂九用实际行动促进了中青年教师理论知识与教学水平的质的飞跃，提升了本专业的师资力量。
邓颂九在家中少言寡语，却默默地将对家的守护和关怀融进行动中。生活中的琐事，他总是亲力亲为。晚年的邓颂九疾病缠身，服的药也多。对于每种药物的用法和剂量，他总是牢记在心，从不劳烦子女，被子也要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那样。
邓颂九总是教育子女要珍视知识、爱护书籍。自儿女记事起，他的书架便总是满满的。在华工，他最经常消费的地方就是五山新华书店，去预定外文科技书籍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每一次搬家前，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将书一捆捆地绑好包好，尽所能地保存好每一本书籍。
1995年，77岁高龄的邓颂九才正式退休。退休后的邓颂九在恬淡平静的生活中，仍然闪耀着熠熠生辉的爱国之心。他的小女儿邓先平清楚地记得：“父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因身体原因，平常看电视不会超过十点。但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时候，近80岁的父亲一直守在电视前，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整个仪式。”岁月漫漫，英才迟暮，爱国之情和赤子之心从未褪色。
2002年4月13日凌晨，邓颂九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84岁。
以才学育人，以品行育心，邓颂九将血液中流淌的“实业救国、教育强国”的滚烫壮志，化为科研攻坚的严谨与热情、教书育人的真情与关爱。他用一生燃起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化工学子的奋斗前路，点燃了科研学者的理想火焰，融入了一代代华工人铸就的精神丰碑。师者如光，微以致远，先生风范，山高水长。他的名字，在厚重校史上永远保留浓墨重彩的印记；他的精神，在无数华园师生心中长久激荡最深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