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絜非(1907-1983)
李絜非，又名李洁非。安徽省盱眙县明光镇人。1907年出生，1983年11月过世，享年77岁。
幼年生活在明光，入泮离开家乡，就学滁阳（今滁州），勤奋苦读，敏而好学。少年时代崇尚古时圣贤雅士，经常徘徊醉翁亭畔，观山光佳色，览欧阳修、王禹偁、苏轼等古人遗迹，时兴“风流儒雅亦吾师，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感。1923年暑假，曾回到故里明光，与汪道涵、胡铭叔等热血青年参加李吉行、胡同文等人发起成立的“明光青年学会”，大家聚集在一起，议论家乡，探讨国是，寻求光明。是明光早期觉醒青年代表之一。
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后曾任安徽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省立庐州师范学校、省立凤阳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等职，1935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主任。
1936年，李絜非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任总务处文书课课员。1941年为社科科学讲师，1942年为史地教育研究室副研究员、史地学系副教授，1944年代理系主任，1947年为教授。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有关历史教育的重要著作，并逐渐形成李絜非的历史教育思想。
1949年后, 李絜非先后任福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原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文革中被诬为“特务”，1982年平反。
他有关历史教育的重要作品，大都是撰写于浙大的任期内。他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成绩非同一般，先后撰写了《中学生与历史的教育作用》、《论历史教科书及其运用》、《中学历史教师应有的修养》、《清代安徽学者地理分布之统计小论》、《大学学生与研究精神》、《论历史的本质》、《汤比氏之历史论》（翻译）、《战后中美文化之关系》（获中美文化协会征文一等奖）、《浙江大学西迁纪实》等九十余篇系列文章。他以历史教育的相关报刊为阵地，奔走呼告，不断强调历史教育在促进民众觉醒方面的作用。著有《中国史学通论》、《台湾》、《台湾革命史》、《浙史纪要》（1948年10月正中书局初版）、《中国近世史》（大学丛书之一，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初版）等。
李絜非学术兴趣广泛、基础厚实、思想敏锐，其研究涉及史学、图书馆学、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教学论诸方面。在战火与变革中积累最初的历史知识，逐渐形成为李絜非的历史教育思想：阐释了历史的语义和教育作用，又探讨了战争期间发展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对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具体要求，以期唤醒人们对历史教育的应有重视。他认为科学的历史专题研究方法有一个首要原则、两个方法和四个步骤。他主张将统计学应用于历史学并从主观和客观上强调了需要注意的地方。在《论历史的本质》，李絜非指出：“自兰克（Ranke）以次的科学之史家，相与辛勤搜集编印报告，坚持不置信于流行的一切，而唯证据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诚属可称。则以人类文化的推进最先应努力于不受欺罔，打倒偶像，而建立事实，一以其序，盖实为史家之第一要务。”他不仅在史学理论和地方史志编纂方面成就颇多，而且对历史教育问题也有所研究，对历史的目的与教育作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历史教材设备的选择与运用、历史教师应有的的修养、历史课外作业及考试以及历史教学与其他各科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历史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教育及研究仍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作出卓越贡献
1938年4月，李絜非受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派遣，参与了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贵州的重要工作，与毛润翔等知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终于将这批无价之宝完好地护送至大后方贵阳。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缮写7部分置于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此七阁也称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200余年，历经战乱浩劫，其中3部毁于战火，7阁藏书仅存4阁，其中江南名城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合计228樟木箱子。《四库全书》是一部被中国文人奉为“至尊宝典”的典籍资料丛书。其书分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通览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此书对中华传统文脉的传承和保护来说，作用不可估量，意义也最为深远。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及浙江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8月1日，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陈布雷胞弟）请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往外省，浙江省政府不同意，陈训慈只好委派图书馆职员毛春翔全程押送将亟待搬迁的图书装箱，其中《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暂存。8月5日经过鱼山石马村7.5公里崎岖的山路时，是雇佣100多人花了大半天时间抬过去的。1937年11月底，《四库全书》及馆藏善本共计228箱由富阳装大船转运，但因水势被阻滞桐庐不能行。遂向浙大校长竺可桢请求助，竺可桢出面借用浙大卡车，从桐庐分运三天，全部抵（建德）绪塘。后转到龙泉县近郊东乡山脚（石达）山区季边村县城之中心学校存放。
杭州沦陷不久，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派人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因该书刚被陈训慈转移而未得逞，假若当时不及时搬迁，国宝必落敌手无疑。继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陈训慈觉得龙泉也不安全。正好在1938年3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教部三次电告浙江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并委派浙大教授李絜非为教育部全权代表，具体负责与浙江省政府商量，将《四库全书》按原计划运往贵州。浙江省政府还是不同意，但眼看大半个浙江已被日寇占领，无奈之下也就只好答应了。但转移经费没有着落，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一面派李絜非赴藏书处查看情况，一面把情况电告国民教育部，教育部次长章益很快回电：“关于库书运黔事已由本部咨请拨车转运，一面电饬黔教育厅妥觅安全房屋，以备庋藏。运费及运送人旅费，既可有校方代垫，事后当然由部照数归垫。”于是竺可桢从浙大挤出经费2000元暂时垫付搬迁开支。
转眼间到3月底，战事更加紧张，1938年4月，竺可桢派遣李絜非押运文澜阁《四库全书》马上出省西迁，第一步是从龙泉县用车经邻近的福建省浦城县，再沿江浦公路折回江山县，因为江山有浙赣铁路，铁路运输比汽车要快和便宜。此前，教育部章益次长已电请交通部为此事已安排40吨篷车2辆用于转运《四库全书》，并请对费用予以减免。李絜非作为教育部委派的官员全权负责此次押运事务，沿途经过了新岭、王坊、八都、木岱口、供村、花桥、山路、富岭、沙婆桥、十八里、仙阳、杉坊、达坞、力牧、枫岭关、廿八都、保安、峡口、茅坂、石后、淤头、清湖等二十余个镇。
就在经过峡口过江山溪（亦称须江）时，由于路况较差、天气恶劣，司机长途劳累又十分困顿，一辆卡车不幸倾翻在距县城以南31公里处的峡口镇江山溪之中。车队当时乱作一团，由于江水较深，又值初春，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李絜非迅速与《四库全书》保管员虞佩岚下车查看落水阁书情况。数一数，一共11箱共计3000多册，15万页，占阁书1／20。李絜非来不及多想，抢救国宝要紧，当即安排虞佩岚赶忙到附近村庄招募农民帮忙尽快打捞书箱，村民们一听是“国宝”，连价钱也没讲，就跳到冰冷的水中拼命打捞。还好这些箱子比较沉，而且书箱进水后漂得不远就沉到江底了。峡口一带的村民经常在水中放木筏，所以水性很好，很快就将11只书箱打捞上来了，李絜非于是另雇卡车将捞上来的落水之书装车运往江山县城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曝、晾。
次日，阳光甚好。李絜非决定在江山停留一日，指派护书人员夏定域、虞佩兰、柳逸厂等人带领相关人员先把落水《四库全书》进行晾晒，浸了水后若不及时曝、晾，很容易‘结饼’或霉烂，其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工作要求非常细致，需要将书一页页揭开，使用毛纸垫上，让其吸水，然后再曝晾。一大早，大家拿着借来的竹席，来到县城城隍庙天井前的空地上，七手八脚把书从箱子里拿出来晾晒。但是初春山里温度很低，即使出着太阳，也不过10余度，阳毕竟力道不足，落水《四库全书》晒了两日，依然能够滴出水来。由于时间紧迫，战事紧张，日军经常轰炸，形势极为严峻，江山县里不能久留。李絜非痛下决心，立刻装箱起运，再次雇佣100多人一路爬山涉水，途中落水阁书注意通风或晾晒，防止霉烂。
几天后，228箱书在李絜非押运下，运到江山火车站装上火车，再沿着浙赣铁路运到江西萍乡，然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株洲，于4月14日左右运到了长沙。在漫长的3000公里行程中，除了短短一程借助于浙赣铁路火车外，其余的只能靠肩挑、车拉和船运，经湘北、湘西，直到1938年4月25日才一路风雨兼程运到贵州。4月30日《四库全书》抵达贵阳，藏于县城西门外一里地外的张家祠堂。李絜非在这里住筑3日，即乘原车返回武汉，向教育部及浙图报告途中11箱图书转运过程中落水之事。浙图当即安排事务部主任史美诚开箱清点整理，在浙江图书馆派来职员杜光炎协助下，受水湿之书由史美诚照料晒干，仍装入书箱之内，每箱照目录清点之后，亲自加封钉好。清理完竣，史美诚即回浙。浙图另行派人前来管理。由于李絜非等人当时处置得当，直到今天，这3000册落水图书人就品相完好，虽然仔细观看还能发现一些水渍，但没有明显的损坏。
文澜阁《四库全书》到了贵阳之后，先藏在一间平屋内。考虑到治安的问题，贵州省图书馆的蓝端禄馆长帮助设法在西郊用2400元买了张家祠堂的房子。张家祠堂，房屋很简陋，两厢较洁，书置中厅，地并不宽，故多叠架置列。但是张家祠堂离城实则不到2里，且近公路，于防空袭极为可虑。而1938年9月下旬，日军首次轰炸了贵阳市。所以还是设法再次搬迁。1939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到贵阳市城北八里的地母洞内。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入黔，贵阳百姓惶恐不安。当时的《四库全书》管理负责人毛春翔向浙图原馆长陈训慈先生请示。陈先生又和教育部长张道藩等商量，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运到重庆，存放在重庆青木关张道藩的公馆里。为此，成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聘陈训慈、竺可桢、余绍宋、张宗祥、蒋复璁、顾树森、余清甫、贺师俊等八位委员，同时还指定陈训慈、顾树森、蒋复璁为常务委员，委派毛春翔为秘书，吴展予为兼任管理员。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就千方百计造舆论，筹资金，回迁《四库全书》。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租用公路总局的6辆卡车载运，离开重庆青木关。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科员吴展予，秘书组主任黄阅、汪祖惠，浙江图书馆员毛春翔、夏定域等6人，护送警员11人，一起由重庆出发，再经贵州，借道湖南、江西，7月15日，在各方面坚忍不拔的努力下，在异省他乡漂泊了9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运回浙江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