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浙江文史资料

胡焕庸

竺可桢先生是我的老师。1928年我自法国留学回南京，又在他领导下，一方面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秘书，一方面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地学系任教。我接受过他几十年的教诲。竺先生在地理学领域上如何钻研、如何著作、如何创业、如何启迪后生、如何经过毕生不懈的努力，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耳濡目染，刻骨铭心。兹就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文献写成比稿，敬祈读者指正。

一、建立东南大学地学系(1920-1928)

1919年秋，竺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01921年9月，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先成立地理系，竺先生认为地理系范围过于狭窄，月改为地学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既使于互相补充，也有利于以后的发展。到1930年即分为地理系〈包括气象〉和地质系〈包括矿物。此时已改为中央大学〉。1944年，地理系中的气象组又单独分出，成立气象系，至此完全实现了竺先生的设想。

在东南大学地学系中，竺先生主要担任地理和气象方面的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

《地学通论》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自然地理学，是文理科各系学生共同必修课目，学生很多，有位先生编写的铅印讲义。竺先生讲授《气象学》也编写讲义，由商务印扫钻出版。竺先生的世界地理教材，包括自然与人文两部分s在人文方面，特别联系各国时事与国际关系，有很多的统计材料，他还曾写过《欧洲战后之新形势》〈《史地学报》1卷1期，1921年）和《欧洲之现势..!=-j将来之危机》（《东方杂志》18卷9期，1921年〉等文，并指导选习世界地理的学生分别从中、英、日文报刊摘录中外地理与各国政治、经济资料，经他审校编次印成《地理新资料》，此外又指导学生翻译跑曼《战后新世界》一书，1923年出商务印书馆出版。

竺先生首创东南大学地学系，很重视实验，不但设立了气象浏侠站，还建立了岩石标本室、矿物实验室等。他认为这不仅为地质矿物组所必帘，对于地理组也是很重要的。他每次率弘达理组同学进行野外考察时，十分注意采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也石标本，并向国外购买和交换一些标本，几年之间，标本室和陈列室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竺先生不但很重视室内实验，也很重视野外考察，他经常不领学生在南京附近进行野外实习，考察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地形发展、土地利用等现象，与讲课内容互相印证，借以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的能力。

竺先生从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起，就坚持每天记日记。天气是每天观测记录从未间断的内容，日积月累，便成为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论新月令》、《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等著作，便有不少资料是由此而来的。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校长风潮，竺先生愤而去职，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国际百科全书》编译室主任一年，继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一年。1927年再回南京，一方面主持地学系，一方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从1929年起，竺先生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地学系改由郑厚怀先生主持。至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为地质系与地理系，地理系由我任主任。竺先生离开学校以后，对地理与气象人才的培养，关怀备至，常到学校作报告，并为中大地理系的地理杂志撰写文章。

二、创建气象研究所(1928-1936)

1921年春，竺先生任东南大学系主任时，在校东之农场创设4气象测候所”，最初由学生轮流担任观测，是年秋乃聘鲁直侯专任其事。所备仪器有各种温度表、气压表、湿度表、雨量器、测云{i~、日照计等，每日；观测温度、气压、相对湿皮、风向风力、云量、云种、雨量等。当时南方只有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气象台与日本领事馆所办之测候所，金陵大学曾设测候所早已撤销，我国自办之气象测候所，以此为l商矢。他曾建议在东南大学附近的北极阁山上设气象台，因缺少经费和人员，迟迟未能实现。

1927年，竺先生筹建气象研究所即应址于北极阁〈旧称鸡笼山，公元五世纪刘宋在此建词天台，元代建观象台〉，不到一年便告完工。我曾遵竺先生嘱撰写《鸡笼山观象台故址兴建气象台记》。

竺先生从1927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达10年之久，为该所建筑所址、购置设备、延搅和培养人才而披荆斩棘，备历艰辛。同时，在国内各地增设气象站，任务尤为繁重，赖竺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人员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初具规模，大改旧观。与以往测站寥寥，而且全操外人之手，判若天壤。

竺先生鉴于青藏高原对东亚季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1933年就计划在西藏拉萨建立气象站。我推荐刚在中大地理系毕业的徐近之先生任此工作，徐欣然接受，随即携带仪器，经兰州、西宁骑行入藏。拉萨气象台建成后，每日向南京发气象电报，这对全国天气预报和季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主持浙江大学(1936-1949)

竺先生在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到任以后，以“求是”为校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发扬民主，学校风气焕然一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学校被迫迁移。先从杭州迁到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酒潭。在西迁中，竺先生以身作则，正道直行，所以辗转四五千里，险阻艰难，辛苦备尝，而师生员工在磨炼中更加朴质坚强，凰烽烟频传，教学科研从未中辍，竺先生自己在抗战、期间就发表了近40篇文章。1941年12月竺先生因公到重庆，我陪他在沙坪坝散步，沙坪书屋陈列着一些西文书籍，他便进去看了三个小时。当时他正在研究二十八宿的起源，到处寻找资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就是在1944年发表的。

竺先生在浙大13年，全校由原来的三个学院十五个系发展为七个学院二十九个系，图书设备日益充实，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求是校训的熏陶，蔚成出污泥而不染的风气。

竺先生接任浙大校长即设立史地学系，先后任教该系地理、气象、地质方面的有：张其昀、叶良辅、朱庭祜、涂长望、任美锷、黄秉维、卢鋈、么枕生、李海晨、严德一、刘志远、王维屏、李春芬、严钦尚和陈吉余等等。1939年秋又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培养研究生。至1947年止，在地理、气象、地质等方面大学毕业生74人，研究生得硕士学位的20人，在解放前是培育这些学科人才的一个重要中心。浙大不仅在地理、气象等领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出版书刊，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1942年开会纪念我国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宣读论文，出版专刊，就是一个例子。

竺先生一向重视我国历代的地方志，在他倡导率领下，主要组织浙大教师集体编成《遵义新志》。战时出版新方志，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解放后，浙大史地系地理部分于1949年8月独立成为地理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度改称上海师范大学）成立地理系；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组为杭州大学地理系。推本求源，这两个大学地理系的建立，也有结先生过去的一部分力量在内。

浙大史地系和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地理气象方面的毕业生，现在已有不少人在冰川、沙漠、河口、海洋、大气物理．遥感技术，以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各个领域作出了不少贡献，在科研和教学中负担着重要的任务。

四、在中国科学院(1949-1974)

全国解放以后，竺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综合考察委员会、国家大地图集编篡委员会、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主任。他擎划推动、致力最多的是生物学与地学的研究，特别是包括若干学科或者干研究单位的集体工作。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工作，尤其艰巨复杂，考察地区非常广大，包括青藏高原、西北西南各省、黄土高原、黑龙江流域与热带各地，前后组成十几个规模颇大的考察队，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机构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工作，彼比之间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为融会贯通，综合地观察和解决问题建立了初步的基础。竺先生认为综合考察的内容应包括：(1）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条件依据与方案。（2）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巾的重大综合性问题。（3）某些重大的改造自然工作。他对每一项综合考察又各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多数综合考察，他都曾亲自参加，并听取工作汇报，与考察队讨论科学问题。其实有不少与综合考察性质相似而不属于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的工作，如黄淮平原的土壤调查与综合治理研究、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试验、甘肃酒泉农业区划等，营先生同样非常关切，亲到工作地区考察。在解放以后二十多年中，除长江下游、台湾和青藏高原以外，占全先生的考察几乎遍及全国各个自然区域。

竺先生是一位知识很渊博的学者，所以他对上述工作能提纲挈领，驾驭裕如。竺先生曾指出：“所谓自然地理，一方面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和土壤，另一方面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自然分布现象。这些自然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互相推动者的。’还指出：“地理学应主要为农业服务。”他用以指导上述综合性工作的思想，大体上也就是他的自然地理思想。可以认为，他在开展上述综合性工作的贡献，基本上也是他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这样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在国外，一个地理学家推动这样大规模的工作也是很少见的。

建国之初，竺先生即极力主张要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地理研究所。他认为地理研究所首先要为农业服务，第二要重视地图工作，第三要研究国界。后来在科学院系统内，又在南京、兰州、成都、广州．长春等地设立了好几个地理研究所。近来分区体系，粗具雏型，与省属地理研究所及高等学校地理系协调合作，互相匡助，只须稍加补充，便可成为全壁。这在国外也不多见。

李春芬

回忆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就十分景仰竺老．那时我正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地理系读书，听老同学讲，竺老是地理系前身地学系的创建人〈包括地质、地理、气象三个部分〉，以后他去前中央研究院创建气象研究所，任首任所长。听了这些话，我对竺老作为一位学者使油然产生一种亲敬感。住所和北极阁之间的成贤街上，曾有好几次见他老人家坐在人力车上。每次偶尔边儿，我总怀着企仰之饨，伫足瞻视。1936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我作为学坐会员之一，才第一次有机会面渴这位我国近代地学界的先驱者和奠基人。1946年，我应约去杭州，正式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执教于史地系地理组，这个系也是在他校长任内建立起来的。追溯起来，这个系和解放后新成立的浙大理学院地理系，再后的浙江师专地理科、杭州大学地理系，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都是从他手栽的老树上焕发出来的新枝。

我选浙大后，同竺老虽不经常见面，但有过不少接触．我刚选浙大时，刀茅巷教职员宿舍尚未搭成，曾有一个短期同竺老同桌吃包饭，他倡组的浙大哈佛同学会有过几次郊游。解放前，在他离杭去沪前夕，我将晓峰师托我暂代史地系的面嘱，以及第二天上午我召开史地系教职工全体会的情况，向竺老报告并听候指示，他当面嘱我暂代．不几日，听说他已高校他位。解放后的第二年，他受命参加筹组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兼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因会议原因，我曾多次见过竺老。在接触中，通过她的言教身教，给我很多难忘的教益和感受，特别是对办学前在见卓识和亲纲细微的求实精神。他一生为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付出了卓有成就的艰辛努力，劝我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现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他的高尚道德情操，更堪称知识界的翘楚和后萃的楷模。他的事业心极强，一贯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待所承担的工作，从创立地学系、气象研究所、执掌浙江大学校务，以至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无不成绩斐然，硕果累累。所谓“议必诀，决必行，行必果”，在他一生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位教育家，特别作为一位名牌大学校长，既要求有专深的学术造诣、办学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的精神，而且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严以律己，为人表率。对照这些要求，竺老不但无一不具备，而且无一不是上乘．抗战期间，浙大校址一迁再迁，就在到达遵义之后，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在那样的岁月里，浙大校内特别难能的是在迁校过程中依然弦歌不辍，坚持敏学，坚持科研。那时他虽身体清瘦，生活清苦，还能利用工余的间隙，进行科研，撰写论文，就比带动并团结了广大师生，建立了优良诚朴的“求是”学风，使浙大的规模也因以发展壮大，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万，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这同堂老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这是每一位浙大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按我个人的体会，竺老在办学中十分重视师资质量、新生入学水平、以及图书仪器设备，对这些方面，他不仅过间，而且亲自掌握把关。记得解放前有一次招考新生，当时省内当局曾托人为其亲属说情，竺老毫不犹豫婉词回说：“叫他来考好了。”对于不正之风，虽然出于权贵，他同样铁面无私，加以拒绝，胜利复员后，他的住房就在校快办公楼上。因楼板单薄，楼上有人走步时，楼下也会感到摇曳，这说明他平素生活节俭，毫无讲排场搞特殊的庸俗习气，他爱惜公家钱财，甚于已有，这是什么样的情操啊1他对学校建造什么工程，总想节约一点经费，去充实图书设备，所以老浙大在国立大学中校舍是比较差的，但图书设备许多大学都瞠乎其后。1945年我还未回国肘，听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批复本书要赠送外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已布人去征集．那时我还不算浙大的正式教师，因1944年竺老曾电约过我去浙大执教，所l;J霉便以浙大教授的名义，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接拾，经同意后，德浙大收集了约1000多册图书，后来兔费运到杭州浙犬。对此，坐老感到很高兴，特意为此致书晓峰师，表达他的欣悦之意．从这些方丽来看，他的勤俭办学不是单纯为省钱，而是有积极考虑的，不尚虚华而求实效，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搞花架子而要务实，这才算既具有远见而又脚踏实地的教育家。

解放后，他出任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对浙大仍然十分关心，从我个人亲历的一件事，就有这样的感受，1951年，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会在京开会，他亲临主持，当时地理界有少数同志惯于坐而论道，纠缠于“生产力”、“生产”的问题而很少关心或过问实际工作，他感到这同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作为学会领导人，他有必要了解各地工作情况，以便进行交流，相互促进。为此，会前坐老嘱我准备在会上谈谈浙大地理案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一方面向兄弟院校学习j同时对解放后新成立（当时还未满两足年）的浙大地理系既是关心、鼓励，也是有力的鞭策，促使它更好地健康成长。

综观竺老一生为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是知识分子的楷模，鼓舞着后辈前进！

在后辈们的心目中，竺老是我国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待人接物中，也又是一位忠厚长者，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论辈分他旦我的太老师，有事请谒，从不因辈分小而推故不见；相反，他那和蔼的表情，谈话时的口吻，既令人起敬，又感到亲切。他工作勤奋，但也热爱生活，喜好游泳．摄影，还爱打网球。对别人的生活爱好也不漠然。记得1951年我参加地理学会期间，适逢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成立，举行纪念演出，他了解我喜爱京戏，就把他的一张请帖托人转送给我。这次演出是以我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为首的第一流名角登台，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一次盛举。竺老赐我这样一个机会有幸恭逢其盛，至为荣幸，记此以志感念。

严德一

一、我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

竺老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方面很多，他去世后，陆续印行部分文集和日记，多次举行学术讨论会，成立竺可桢研究会，编印通讯89期，更加令人景仰。有关他对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贡献，在地学领域首先是培养地理，人才。他自美学成回国，即至武昌商师．南京高师教授地学课，创办东南大学地学系，指导中央大学分建地理系，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创办史地系，成立史地研究部。地理系名称虽有不同，都是为实现他的教育思想而培育能做实际地理工作的人才，他教课自编教材，同时发表科研论文，撰写科普文章，在校内外作学术演讲，以提高地理科学水平，普及地理知识。

对地理学科的性质，竺老认为，地理学实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他创办地学系或史地系，都兼通文现，名称为地理系，坚持应属理学院．他认为，传授地理知识，加强理论探索，都必须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同时应注重观测和实验，避行野外工作和社会调查二参考中外文献，发表有学术见解的论文。他在武昌高师讲授新地学，对中国传统地理教材有重大改革。我的中学地理教师程发韧先生，武商毕业，地理课教学生动，使我受到启立，立志学地理。1929年，我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地学系，始知有

’37•，考文献
(1）陈训葱等：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1923).
(2）南大校史资料编辑部z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
(3）竺可桢z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史地学报1卷1期）(1921)•
(4）竺可桢z地学通论，南京高等师范印行本，1921年左右，中央大学重印本，1928年左右．
(5）竺可桢z气象学〈商务印书馆）(1928).
(6）胡焕庸、黄国璋、张其购g关于地理、气象门独立成系的建议〈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羁）(1929].
(7）郑鹤声z汤山、燕子矶、紫金山之地学考察〈《史地学报》1卷3期〉－(8）竺可桢z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载MonthlyWeatherReview52卷(1924），译文刊于！979年《竺可桢文集人台风的原地租转向载MonthyWeather_Review53卷（1925），译文钊子1979年《竺可桢文集》．
(9）杨鉴初z竺可桢教授在气象学术和我国气象事业上的贡献，见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生可祯主任纪念专刊》（1979).
(10）竺可桢z说腮风，《剖学》7卷9期，（1922）重刊于1981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11）竺可桢＝东亚天气型，载TransactionoftheScienceSocietyofChina卷四（1926).APreliminaryStudyofTheWeatherTypesofEasternChina.利于BulletinofAmericanMeteorologicalSocietyVs(1927），译文刊于《竺可桢文集＞,(12）竺可桢z南京之气候，《开斗学》7卷3期（1922).(13）竺可桢＝论新月令，《中国气象学会会刊》（1931).
(14）竺可桢z南宋时代我罔气候的揣测，《现学》10卷2期（1925),重刊于《竺可桢文集》．
(15）竺可桢g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卷3期（1925),重刊于《竺可桢文集》．
(16）竺可桢z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3卷6期（1925).•90•
(17）竺可桢z日中黑子与世界之气候，《科学》10卷6期（1925).
(18）竺可桢，本校急应在北极阁建立现象台意见书，《史地学报》1卷1期（1921).
(19）竺可桢，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东方杂志》18卷15期（1921),重刊于《竺可拙文集》．
(20）竺可桢，气象与农业的关系，《础学》7卷7期（1922).
(21）竺可桢，风暴成因之新学说，《科学》11卷4期（1926).
(22）竺可桢，地理学子人生之影响，《史地学报》2卷1期（1922).
(23）马东着，竺可桢译s欧西地理学发达史，《科学》11卷l期（1926).
(24）竺可桢：何湾地理学，《虫学与地学》1期（1926).
(25）竺可桢：论江湖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23卷l期（1926).
(26）竺可桢E欧洲战后之新形势，《史地学报》1卷1期（1921）。
{27）竺可桢z欧战后世界各国新形势，《史地学报》i卷3期（1922).(28）竺可桢z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7卷11期（1922).
(29）竺可桢t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11卷第6期（1926).
(30）竺可桢z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科学》6卷4期（1921).
(31）竺可桢z改良阴历之商榷，《科学》7卷6期（1922).
(32）竺可桢$彗星，《史地学报》1卷1期（1921).•91•4‘、

竺老培植的地理系根深叶茂

严德一

一、我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

竺老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很多，令人景仰，他对发展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贡献，首先是培养救国建国的地理人才。他自美学成回国，即至武昌高师、南京高师教新地学课，后在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又指导中央大学分建地理系。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又创办史地系，成立史地研究部。地理系各称虽有不同，但都是为实现他的教育思想而培育能做实际地理工作的人才。他教课自编教材，同时发表科研论文、撰写科普文章，在校内外作学术演讲，以提高地理科学水平，普及地理知识。他最关心全社会的科学文化事业。

对地理学科的性质，竺老一向认为，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他创办地学系或史地系，都兼通文理，名为地理系，却坚持应属理学院。他认为地理系不仅是要传授地理知识，加强理论探索，还必须以自然科学方法，注重观测和实验，进行野外工作和社会调查，而且要参考中外文献，发表有学术见解的论文。他留学美国由农学转攻地理学和气象学，回国先在武昌高师讲授新地学，即对中国传统地理教材作重大改革。我的中学地理教师程发韧先生，是武高毕业的。他的地理课教学很生动，给我很大启发，从而立志学习地理。1929年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地学系，始知有竺可桢先生。1943年我应竺校长之聘至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故知竺先生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的由来。

二、南京六朝松旁栽植地理树

竺老于1920年由武高转至南京高师文史地部任教授。当时著备的柳诒徵（翼谋〉大师教文化史，为文史地部学生必修课。竺老讲授的地学通论，与北京高师张相文讲授地文学齐名，都是介绍自然地理学新内容。1921年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竺老任地学系主任，讲授地理学和气象学，理工科学生也争作为自然科学选修课。至今浙江著名数学教师崔东伯怀念竺可桢为恩师，也是这个缘故。竺老为了学生能进行气象实习，在东大校园梅庵内六朝松旁建立测候站，还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岩矿标本在科学馆建立地质室。国内大学时为创举。

竺老早年大学地理教育的宗旨，一要陶冶学生能以科学眼光观察事物，二要学生能以世界眼光认清时势。当时即组织学生翻译巴黎帮会美国总统顾问鲍曼所著的The New world《战后新世界》一书，使国人得知第一次欧洲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战略资源分割殖民地自霸权战争。翻译执笔者是南高东大文奥地部首届毕业班芋生。竺卷一度任商务印书馆编审，即出版史地合璧的世界名著，推动学生苦学外文。他又推荐学生张其昀编著高中地理教科句，分23个自然区讲述中国地理，刷新传统的方志编法。虽然庞杂，但有阐述人地关系的好处。

20年代初进南高至东南大学的首两届毕业生，在竺老精心严格的培植下，人才辈出。当即指导出国去西欧深造的，如吕炯去德国学习海洋气象，胡焕庸去法国学习地理气候，凌纯声去法国学习民族学，吴定良学习人类学。留系任助教的有沈思玙、王勤堉，介绍韦润珊至武汉大学，王文元去四川大学，周光倬回云南大学，曾去勘查中缅未定界。因浙江的唐兆祥任教杭州师范，余守清任教临海中学．理科兼通地理气象的有黄厦千、郑子政、张宝堃、沈孝凰，文科兼通地理历史的有陈训慈、诸葛麒、向达、王庸、郑鹤声，都各成专家或为知名学者。在大中学校教地理者，也是各师出高徒，代代相传已历十几代。竺老亲自教诲过的学生现亦是七八旬高龄，仍多健在，都巳从事地理工作六十年。竺老早在南京六朝松旁栽植的地理大树，校名虽屡易，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递经六变，六十届寒暑假都有毕业生。丰硕成果，真是桃李遍天下。至今六朝松仍虬首苍翠，地理大树根深叶茂。

三、中央大学地理系苗壮成长

竺老自1921年在东南大学创办地学系，迄1927年应聘为中央气象研究所长，仍兼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并聘留美的黄国璋教授人生地理学。我在1929年进中大时，地学系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两门。1930年中大地理独立成系，东大毕业留法学人文地理和气候学的胡焕庸为系主任，东大毕业后编著成名的张其附教授建设地理和国际地理，颇多文法学院学生选修。又聘留俄的顾谷宜教授经济地理，东大时留系的王勤塔、沈思玙已升讲师，教自然地理、气象学。理学院长不满地理系的独立，认为学科性质属于文学院。竺老鉴于地理系基础课程为地质学、气象学、地学通论、数理化生，全讲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性。人生地理、经济地理讲人类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及物质资源的关系，是东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新潮流。竺老组织地理系师生，翻译当代欧美日本的地学各着，主编一书名《新地学》，阐明国外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皆设有地理系或地理学讲座。因此一年后校方决定仍属理学院，迁回科学馆，在致知堂讲大课。国际联盟聘派奥籍费思孟教授来中国，首在中大开地形学课程，新聘留日留法王益崖教授都市地理，都开国内风气之先。并在黄山庐山南京市郊建立实习基地。

30年代内忧外患，竺老鼓励地理系师生，加强科学研究，野外工作，培养地理人才，为国防和建设效力。先后组织东北三省、云南边疆、两淮盐垦区的地理考察团。系里出版有地理杂志、方志月刊，地理教育月刊；中国地理学会的地理学报编辖部设在中央大学，每月都见有青年师生发表的地理文章，是当时最活跃的地理系。学生人数激增，毕业生多为各地高中争聘，每届有为中英庚款出国考试录取得又深造者。徐近之且由竺老派赴内蒙参加斯文海定的考察队，又带实习生去拉萨建西藏高原气象站。抗日战争发生，毕业生多应征至国防和行政部门参加前方和大后方的地理工作，更掀起边疆热，充分体现地理教育激发的爱国心和救国情。

1937年秋，学校随政府西迁重庆，中大地理系在嘉陵江畔沙坪坝的松林坡，艰苦奋斗，还有发展。首先是教授阵容加强，添聘留英新归的丁骗、李旭旦、任美愣，留德的李海晨，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黄厦千。在胡焕庸教授的团结下，分为地理、气象两个专业，建立研究部，培养硕士研究生。在四川省和西康省组织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在重庆郊区更作详细区域地理研究。战时印刷困难条件下，陆续出版师生研究专刊和著作，负责海内外发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的学报，仍每年继续不断。战时的教学质量超过30年代水平，助教和研究生输送至内地高等院校地理系任教，及在北宿新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胜利后即成为南京地理研究所的骨干。考取各种公费出国深造的多名列前茅。抗战时充实四川省中学地理师资队伍，参加军政部门多种抗战建设的地理工作。

竺老抗战时为浙江大学校长，常因公至重庆必到沙坪坝，亲切关注中大地理系和浙大协作。

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受抗日战争影响都经搬迁，中央大学地理系迁往重庆，胜利后复员回南京，因有长江水运直达之利，图书仪器设备保存最为完善。解放前夕，由于师生协力护校，坚持留在南京。地理系师生离散极少。丁骕教授在出国前还去新疆做了大量地貌研究，在重庆教学培养一批人才。

胡焕庸、李旭旦两位系主任，应邀赴美国教学，与海外地理界加强联系。聘留学英美多年的徐近之因东非聘浙大毕业留英的地貌学者杨怀仨架中大任教。气象独立成系，地理系教师阵容仍整齐．胡、李又回校任放，都能以50年代初英美地理学新观点在中大教学，并各带回大批新书刊，学基：对地理学更热爱更认真，毕业生质量水平有提寓，并多：考取公费或教授推荐出国深造。

新中国，科学院成立地理研究珩，竺副院长择优自中大挑选一批新毕业生，参加各地区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队，现多成为学科带头人和研究所里重梁骨干。建国初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生产部门都重用中大新毕业生。

四、南京大学地理系纪念建系六十五周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华东区定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办重点地理系。江苏省为培养新型中学师资，成立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在党的统一规划下，保存原中央大学地理系师资队伍不动。李旭旦系主任主动要求去南京师范学院，另组织一支力量办新地理系，任美锷主持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李为中央大学初建地理系首批新生，毕业前以合译人地学原理各著齐各，又同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回母系任教授，是空者，经胡焕庸、张其昀两教授，由南高、东犬至中大再传的第三代，从事地理工作五十年，学术上各有建树，毕业合力又分办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称南京师大〉两个地理系，各具特色，人才辈出，在国内外各有一定影响和声誉。

南京大学地理系，现已发展成立自然资源、地貌与第四纪、城市规划、制图自动化四个专业，承担非洲地理、喀斯特地貌、海洋沉积、国土整治等国家科研任务。三十多年坚持传统的重视野外工作，引进新技术，教学科研面貌创新，立下了探险猎奇的雄心壮志。新中国组织的珠穆朗玛登山队，攀上顶峰的有南大的王富碟，参加南极远洋考察建长城站的有南大地理系金庆铭及地质系张青松，潜入深海采泥的有南大女将王颖，几入内蒙戈壁柴达木沙漠的有南大已故的女将杨纫章。真是登峰造极，潜海走壁的地理工作者都有南大人。

新中国院系调整由原中央大学分建的南京师院地理系，为江苏省培养新型中学地理师资，坚持办师范教育的方针成效卓著。李旭旦继承竺老在老南高师、东大即重视地理教学法的传统，在中央大学负黄编地理教育月刊，建国初在中大倡导主编地理知识月刊，颇受中学地理教师赞颂，普及地理知识贡献极大。80年代以来，呼吁人文地理学的振兴，晚年翻译近代地理学文献，由南京师范地理系出版八九集，对各高等院校的地理教师的进修提高极有禅益。

南大地理系现在原金陵大学，南师大地理系在原金女大，根基源自北极阁下的六朝松。

南京大学地理系，今年纪念建系六十五周年，追根早在1920年竺老南高师、东南大学培植的地学系。

五、浙江大学史地系在“流亡”中成长壮大

浙江大学史地系，是与南京“六朝松”同根并茂的又一株地理大树。竺老1936年到浙大任校长，即创办史地系，初属文理学院，分史学和地理两组，史地相通，地组基础课程全同理科各系。聘南高东大首届毕业生张其向为系主任，沈思南教授气象学，著各地质学家朱庭祜为一年级主任，和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结成连理校。

竺老长校第二年，抗日战争发生，史地系师生随校内迁，历经天目山、建德、泰和、宜山至遵义定居，1946年复员回杭州。竺老长校十三年，史地系沿途增添各教授，扩充招生，发展茁壮，1939年在遵义又办起史地研究部，师范学院史地系和史地教育研究室，多层次的培养历史和地理人才，为抗战建国工作。

偏僻的遵义山城，顿成为旧中国地学人才苔萃的地理学研究中心。在流亡中，竺老沿途邀聘地学专家学者充实史地系，著各的地质学家叶良辅，李四光的学生刘之远，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卢鋈、么枕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新自英回国的地貌学者任美锷，留德学政治地理的沙学浚，由丁文江推荐的自然地理学者黄秉维。在著名的史地学家张其昀系主任团结下，1945年间办起教授阵容整齐的史地研究部，招收硕士研究生，留系任助教首届毕业生得继续提高。远如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地理系毕业生也应考录取来此山城求学深造。

战时浙大在遵义无集中校舍，师生分居民房在祠堂教室讲授，桐油灯下夜读，研究课题集中对遵义本土，分别考察观测地质地貌、气象水文、社会人文的专题研究，联系课堂理论阅读心得写成论文，竺老亲自审阅并为付印向国内外交流，优秀者得教育部批准授予硕士学位。野外工作在刘之远副教授率领的地质调查中发现团溪锰矿，这是战略重要资源，当即由地方集资开采。胜利后浙大准备复员，竺校长特授意史地系编辑五六年来的研究成果，题名为《遵义新志》一书，留给地方。最近遵义市志编委会结合最近调查资料，全部复印《遵义新志》。

现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就有八位是早年浙大在遵义时史地研究部的毕业生和导师，如气象专家叶笃正〈副院长〉、谢义炳〈北大），冰川学家施雅风，海洋物理学家毛汉礼，遥感学家陈述彭，均是当年优秀研究生，如地貌学家任美锷，自然地理学家黄秉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均是当年的导师。科学院以及各大学所办研究所的老研究员如北京所的沈玉昌（河流地貌专家）、赵松乔〈自然地理和沙漠专家），成都所名誉所长丁锡祉（地貌专家），新疆所水文地理专家杨利普，华东师大河口研究所所长陈吉余，上海中心气象台台长束家鑫，水电部地质总工程师蔡钟瑞，南京大学地貌学教授杨怀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其善（城市规划专家）。在海外的尚有美国著名动力气象学家郭晓岚（芝加哥大学教授），农业气象学家张镜湖（夏威夷大学教授），地理学家谢觉民〈匹茨堡大学教授）和胡善恩（加州大学教授）都是遵义时期浙大史地系的研究生和毕业生。英国李约瑟〈著名科学家〉时至贵州参观浙江大学后誉称“东方剑桥”，对史地研究所研究工作备加赞赏〈见竺老日记〉。

竺老一贯重视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贵州文化落后，鉴于战时中小学的史地教育重要，特在浙大办师范学院，请王季梁老教授为院长，师范生享受国家优惠待遇，除教育和心理学外，专业课完全同文理各科同班上课。加办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史地杂志，并编小学教师函授史地教材，充实大后方中小学的史地知识，加强救国爱国教育。

抗战胜利，浙大复员回杭州，竺校长、张其昀院长自海外考察归来，亲自物色一批留学生充实各系，史地系教授阵容一新，聘请了留学美国地理博士李春芬、赵松乔，留学澳洲地貌学者严钦尚，留日气象学者石延汉。史地系仍属文学院，地组分地质、气象、地理三门。地质有叶良辅、朱庭祜、孙鼐教授，气象有石延汉、么枕生教授，地理有张其昀、李春芬、严钦尚、严德一、赵松乔教授，遵义毕业研究生陈述彭、陈吉余、李治孝均独立开课。浙大史地系因杭三年间又培养出一批优秀毕业生。解放前夕，只有系主任张其昀一人离杭去台湾。

六、院系调整后的华东师大和杭州大学地理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竺校长滞沪关怀浙大护校。叶良辅老教授倡办地理学系，冒暑每日步行到校，肺病复发因公殉职，是我国地学界莫大损失。李春芬任系主任，属理学院。地理、地质、气象三组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师生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教学更为勤奋，结合教学实习，寒暑假都去黄坛口、新安江水库、治淮工程、佛子岭水库和洪译湖洼滩进行调查考察，继承发扬老浙大史地系的求是精神。迄1952年院系调整的三年间，建国初期即培养一支新型地理知识青年，向中国科学院输送。竺副院长、黄秉维所长〈原在遵义时史地系教授〉均乐为安排在地理研究所工作，并挑选如黄锡畴、汪安球赴苏联学习深造，又如左大康在地理所党的培养成长，现任所长，黄锡畴为长春地理研究所长、名誉所长。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前，华东区只有两个比较健全的综合性大学有地理系，一是中央大学地理系，继承竺老1920年所办南高师、东南大学地理系，一为竺老1936年所办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华东区党领导将浙大理科各系调整至上海充实发展复旦大学，又为上海亟需培养大量中学地理师资，将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全调整至华东师范大学发展地理系。李春芬教授为这系系主任，30多年来培养大批师范学院和高中地理师资，支援长江流域，并办起西欧北美地理研究室，为国家研究重要国际问题及世界地理教学改革。老教授胡焕庸领导创建人口研究所，陈吉余、严钦尚两教授创建河口研究所。周淑贞教授研究上海都市热岛气候，严重敏教授研究上海经济区城市规划，都为上海恃大城市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华东师大地理系各教授最多，皆竺老多年在东大、中大、浙大所培植。华东师大地理系颇负盛名，实南京六朝松连西湖区向东伸沪滨一雄枝。

院系调整。浙江新建师范学院，地理只留教职工四五人，用办专修科，续办地理系，五六年间培养高初中地理师资约五百人。首两届分配专至外省市，留助教十多人，聘优秀教师十多位，全系教职工二三十人，图书设备初具规模。1958年浙江重办综合性大学，即以浙江师范学院为基础成立杭州大学。地理系陆续办起四个专业，分地理、气象、城市规划、海洋地质地貌，各又有三四十人。文革后地理、气象在本省首先招工农兵学员，文革后参加全国统考招生，首届毕业即有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并育招进的研究生，毕业授予硕士学位，为美国大学接受进修。

杭大地理系初成立，即开门办学为地方建设进行野外实习调查研究，1983年办起河口港湾研究室，为本省的温州港、椒江口、宁波港、杭州湾结合学生实习，进行大量泥沙研究的采样相分析工作。尤对北仓港、镇海港的深水道测量、潮流、波浪、海岸地质地貌作了系统研究，印成论文集。福建省马尾港的开发拨款在杭犬建南江河口模型，实验制定河床整治方案已见效，参加上海、南京共向研究长江口商港的河床演变及泥沙运动。城规专业教师还负责联合国在抗大建立人口研究中心的工作，并为浙江的海岸调查和发展杭州旅游规划负责大量工作。地理专业为西湖环保测试长期分析，承担全国综合农业区划和一百万分之一农业地图浙江省境的科研工作。气象专业有两位教师出国进修，组织研究亚热带滨海地带的天气和山地气候。三十年来都是秉承竺老离浙后指示地理教研应重视区域研究山地海域的水平和深度。地理系毕业生在中学任教普遍开展各县的乡土地理，受到全国和省科协的重视，成为各地县地方生产建设因地制宜的依据。

六朝松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竺老六十多年前，在南京六朝松旁栽植的地理树，自南高师、东大后的地理系六易校名，浙江大学史地系六迁校址。全国院系调整，地理系的分枝，包括在台湾逝世的张其昀所办文化大学，也可称六出神州。竺老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是地理教育的大师。至今苍翠常青的南京六朝松，是唯一的象征。

七、大弟子张其昀在台湾的史地业绩

竺老早在南京高师的学生张其昀，1936年随至浙江大学创史地系，1949年去台湾。

（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是张其昀一生事业中，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一件事。张其昀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原名为中国文化书院，后改今名），该校为私立大学，办学的宗旨为弘扬中华文化“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创办人自手起家，创业维艰，经费最初由中外人士捐助，尤以华侨捐款为主，以后靠兴办企业以自助，校舍在台北阳明山西北海拔460米山地上，后取各“华冈”，在荒芜蔓草中建立起一座大学城。校园庄丽，由著名设计师卢毓骏教授设计，建筑采用宫殿式，表现中国固有文化特色。张氏复于1966年在华冈创办“中华学术院”，1971年创办“华冈兴业基金会”，其目的在以学术推动实业，复以实业奖助兴学。
教育、研究、企业三位一体，总称为“华冈学园”。

中国文化大学是一所多学院的综合大学，学制完备。现有下列十个学院：（l）研究学院，（2）文学院，（3）外国语：文学院，(4）理学院，（5）法学院，（6）农学院，（7）工学院，（8）商学院，(9）艺术学院，（10）社会科学院。包括研究院博士、硕士班，各研究所，大学部各学系，以及分组，还有夜间部，现共有132个学术所、系单位。教授乃在千人以上，还有不少兼任及外国人才担任教师。目前师坐人数据云已达5万人，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学校，已跻身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

张氏于1985年8月26日逝世，其子张镜湖教授继承父业，担任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职务。张镜湖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后在美国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地理系敦授，著作甚多，为著名的气候学家，著有《气候与农业》（Climate and Agriculture 1968）一书而成名。原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宋晞，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

（二）最主要著作：中华五千年史

张其昀着作极多，其中最著各的要算《中华五千年史》。早在杭州、浙大时，他就有写此书的打算。1961年开始撰写，计划共出32册，从远古史到民国史，十年内完成，这是一部空前巨著，截至1982年，出九大册。计
第一册《远古史》
第二册《西周史》
第三册《春秋史》前篇
第四册《春秋史》中篇
第五册《春秋史》后篇
第六册《战国史》前篇
第七册《战国史》下篇〈战国学术〉
第八册《秦代史》
第九册《西汉史》
该书每一章节均综罗各家记载与创获，融会贯通，出以己见，其中以《春秋史》中有关孔子部分〈孔学今义），用力最勤，可谓集孔学之大成。张氏说：“不明孔子学说，则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由来、发展及其前途。故他的《中华五千年史》即以孔子思想为其核心，以此纵横贯串史事，用以说明我国人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贡献。该书自出版以来，获得极高评价，其中《孔学今义》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全书用清新的笔调写成，又辅以大量图谱，故图文并茂，在现代中国史学中，独创一格。

1949年去台湾后，张其昀在地理方面主要著作有三部：《中国地理大纲》、《中国地理研究》、《中国区域志》。另主编有：《中国之自然环境队《中华标准地图队《世界地图集》等。

张其昀的一生专著200件，论文有中文2296篇，英文107种。
张其昀于1966年创立中华学术院，延聘著名中外华学学者为会员，现达1400多人，以弘扬中国文化于世界，促进国际文化合作交流为宗旨，每年出版世界汉学论文集，并出英文季刊《申国文化》、《华学月报》等期刊。另外尚有《中国一周队《美哉中华》等定期刊物。

《美哉中华》画报月刊。八开本，影色印刷，刊登祖国锦绣河山，文物宝藏。民情风俗，大量图片，附英文说明，此画报在美国各大图书馆可以见到。

（这些书目由张其昀外甥郑家祥提供，郑现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原浙江大学史地系1949年毕业生）。

（1985年）

张君川

我应竺可桢校长、梅光迪院长之聘，于1940年1月到浙江大学任教（戏剧与德语），竺可桢字藕舫，是清华二期留美同学。他与吴宓师都是《学衡》杂志的创始人，都是我的师辈，我在清华同学录上看到他的照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在遵义初次见面，见他身材不高，有点像鲁迅先生的个头，也带一口浓厚的绍兴乡音，言谈之间，非常博学，是一位情感不外露，不苟言笑，又极谦逊的人，有一副科学家、忠厚长者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他天天为办学奔忙，但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手不释卷，而且结合实际，考察各地气象，编纂成书。他对师生虽极爱护，但对学业要求很严，所以从宜山迁来遵义，筹备未几，立即开学上课。于是遵义老城新区，一座寂寞的古城，巷头林荫，到处都是学生足迹，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全校师生在科学研究方面皆本竺校长治校原则——实事求是。有了这种科学态度，就不惧怕任何权威，都要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标准前受到检验。如在美学研究上，坚持中外文艺正统：“文艺来自生活，创造艺术，为生活服务”。所谓“寓教于乐”，坚决反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躲入象牙之塔，无病呻吟，脱离社会，不关心人民痛痒的文艺与理论，也反对那种只讲继承、不讲反映的学究式的文艺理论；也反对那种只讲反映、不讲创造的自然主义或直接现实主义的文艺．浙大师生这种治学的严谨态度，蔚然成风。竺校长对学生课程抓得很紧。如以浙大学风与清华学风相比，清华主张学生自由发挥，所谓天才教育；浙大主张对学生严格要求，造就社会上有用人材，各有所长，浙大本实事求是的学风，要求学生用功，即使是学技术学科专业的学生，对语言课亦严格考试，不及格者重修。对文科学生要求更高，学期终了，要求学生呈交像样的科学论文，不及格驳回重写；要求学生有独特见解，反对人云亦云。这样学生既有充分发挥自己见解的余地，又有老师严格把关，在学问上毫不留惰，所以浙大学生以：勤用功、出戒呆知名，毕业不易，毕业后都成为社会上有用之材。论学校建设，浙大比起国内外大学的校舍都相差很远，但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培养出众多专门人才，不能不说是浙大的骄傲，这骄傲应当归功于竺可桢校长。

竺校长以学者治校，不只把浙大办成一个全国知名的学校，被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院长誉为“东方的剑桥”。他还是一个民主校长，在这方面已是有口皆碑。我只就我个人身受竺校长庇护之处，略述数事：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戏剧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亦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的问题，从而产生为什么民养活官官压迫民等现象的学术探讨，也就产生初步的民主思想。浙大对学生运动都予支持，当局无情镇压，都受到竺校长暗中保护。费巩教授遭受迫害后，当局偕一美国人借故审问我们，指责我们不该开设越剧班、现代文学班，在文庙街遥遥相对宣传异党主义，当时竺校长就在隔壁，非常担心，幸赖他的关怀，现代文学班遭到解散作罢，遭逮捕传讯的学生，由竺校长力保得以释放，浙大迁回杭州，已届解放前夕（1947-1948），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学生运动更为高涨，当局极为恐慌，疯狂镇压学生，于子三事件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耍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11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竺校长身为大学校长，生活却极为简朴。在遵义，他的办公室严冬从不生火，这事虽有些过分，也可见竺校长律己之严，竺校长在家中也是一个忠厚长者，他的长子竺津常来我家向我功课，我也常去竺校长家。竺校长视学者从不以校长自居，总称教师为某某先生，我们也称他为藕舫先生。有事从不叫人到他办公室去，都是登门拜访。教师到他家去也以客礼相待，送到门口，他对自己儿子都很客气，他送给竺津的书上都称号竺津为希文，由此也可见他在家中的民主作风。有时我与学生邀他的夫人郊峙，回来后他以便饭招待，如一家人，所以全校师生对他既尊敬又爱戴，都以浙大为一大家庭，有他这样一个忠厚慈祥的长者为“家长”，实浙大之幸。尤其与浙大前两任校长相比之下，更珍惜这种幸福的学习生活，加倍努力，形成所谓浙大的极盛时期。学校迁返杭州后，竺校长一如既往，学校为他在刘庄租赁一个休养所，他从未去住。他上下班从来都是走来走去，只有到远处公干时才乘专用汽车。有一次因我在艺专指导戏剧演出，艺专校长潘天寿请些校长和我吃饭，竺校长的汽车司机因事早回，潘天寿先生问竺校长，是否可坐他的三轮车回家，并一再说这太委屈了他这个大学校长。当时竺校长说了一个比喻，使我终生难忘。他说：他是搞天文的，天上织女星座一颗星也比太阳大得多，太阳又比地球大得多，一个人在地球上也和细菌差不多，如果自以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吗？竺校长是自然科学家，当然时常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问题，但像竺校长这样受人敬重的人，还这么谦逊，真是学者本色，值得人们效法。我们还对他说，如果他不当校长，他的学术成绩与贡献不知要大多少倍，他也深以为然。但他既然担负起这个重任，而且是在浙大最艰苦的岁月，把浙大办成全国第一流的学府，而且在风风雨雨中，身先师生，一手挡住急风暴雨，保护着全校师生学习成长，真是耗尽心血，这种精神，这种功绩，真是伟大无比，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看，直到现在，竺校长在浙大的铜像，还向浙大师生指着未来学术的方向，至于永远！）竺校长离开我们已有多年，与安校长同时在遵义的教师也已寥寥无几，我在此回忆与竺校长相处的年月，以及我个人身受笙校长关怀庇护之惰，至今记忆犹新，特写数语，以纪念我们敬爱的藕舫先生。

谭其骧

三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平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兼任讲师，1940年初进入抗战大后方，应聘为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那时当副教授一般要满三年以后才可凶议升教授，但我不满三年在1942年夏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教师的薪水其时一般是每年加底薪20元〈实际所得随物价上涨幅度按底薪加若干倍），而我在抗战胜利前后几年内，不止一次被每年加薪40元。我初到浙大，嫌校址太偏僻，薪水偏低，有意想转到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去另谋他职，不久便为浙大对我的厚遇所感动，收起了这个念头，安心在浙大耽下去了。教师的职称和薪额，通常由系主任提出初步方案，裁决权操于校长，由此我体会到，坐校长是在着意奖掖我，提拔我。我和竺校长非亲非故，也不是他的及门弟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原因只能归之于我教书比较认真，又在校、系刊物上发表了儿篇论文，已为他所知所赏。

1949年竺老离开了浙大。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知遇之感，肯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进退行止。

建国以后，我与竺老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通过高教部将我借到北京，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寄住历史研究所，原定为期一年。事实上一年下来，工作只开了一个头。学部认为此项工作出自毛主席授意，必须予以完成为理由，向高教部提出要求把借调改为正式调动工作岗位，不再回上海。就在这时，竺老知道了，先是亲自到历史所找我，请我在一家馆子里吃了一顿，要我参加由他领导正在筹建中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表示愿意。接着又邀我一起去高教部找黄松龄副部长，要求黄同意将我调离复旦。结果学部和坐老的要求都为高教部所拒绝，终于我不得不在1957年离京返沪，将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带到上海继续避行．此次调我到他领导的单位去工作的打算虽未能实现，即此又可见他对我的器重。

竺老不仅热忱奖掖提携后进，并在学术讨论中能对后生平等相待，虚怀若谷。1972年，他以82岁高龄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赞扬。我在研读比文时，发现有几处在运用文献资料阐述历史气候现象时，可能由于写作时只看到先前摘录在卡片上的几句话，未能兼顾原书中这几句话的上下文，因而作出了与史文原意不尽相符的论断，当即驰书相告。竺老竟亲笔答复了我，接受我的意见，这使我益发钦佩他的胸襟之宽阔。可惜由于长期以来我的居处太狭窄，书籍文件信函杂乱堆叠，绝无条理，以敲我花了大半天功夫查找这封信，结果竟杳不可得。

吴耕民

浙江大学命名于1927年夏，在解放前共计22年，校长有5位，即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郭任远、竺可桢。前面9年（1927-1936）有4位校长，后面13年就是竺先生主持的时期。

竺先生长我6岁，我与他相识是1921年5月，他自美国回国后，先在武昌高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任气象学教授．1921年初夏，我也到该校工作，因与竺先生有同乡之谊，且他也研究过农业，故常向他请教畅谈，得益非法。至1921年秩，高师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分文．理、农三科，他和我继续任教，直至1927年东南大学改组，才互相分离。这议与竺先生同事有6年之久。其后我到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至1933年郭任远来校，教职员大部停聘，我就离开浙大。经6年，至1939年秋，浙大因抗战迁在广西宜山，我又回到浙大，在竺先生领导下任教，直至1949年竺先生离浙大，共计10年。位先生与我同事先后两次，共有16年之久，对尝先生的道德、学问、治学和热心办学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

竺先生虽做了大学校长，地位很高纪但为人和气，极平民化，故全校教师都叫他竺先生，不叫尝校长，我在文中仍称先生，是有历史意义的，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廉洁奉公，勤俭办事，不吹牛拍马，不打击别人，处事以真理为依据，因之定浙大校训为“求是”，即实事求是之意。他对学生爱护备至，但严格妥求德智体全面友展，达到三好标准。他对任用教职员完全无派别之见，知人善任，只要力能胜任，就聘用之。所以教师除本国大学毕业者外，英、美、在1、法、比、日的留学生都有。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如已故的主桂、胡则主ι郑晓沧、陈建功、费巩、东堡等，以及现在尚健在的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帧、王季午、谭其骥等，都为竺先生的威望所感召，乐于在浙大诠坛讲学。此外浙大校址与西湖近在咫尺，号称天堂，得天独厚，故当时浙大堪称地灵人杰，竺先生领导有方，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下面是竺先生待人接物和处事的点滴事例：

一、竺先生为人极廉洁，不揩学校的油。农学院农产品多，如牛奶、牛油、鸡鸭、蛋、水果、西瓜、蕃茄．花木等样样都有，竺先生以身作则，绝对不揩泊白拿，和一般顾客一样都付款购买。我们为他的廉洁道德所感动，也不拿公物送人，自己也不白吃。这点完全符合现在的“准则”，但在反动政府统治下，是难能可贵，不易做到的。竺先生对学校办公费开支也很节约，例如开校务会议照例由学校备便饭，位先生不准供应老酒，有人要求喝酒，号主先生也铁面无私不准开禁。例如陈建功先生有酒癖，每餐非喝酒不可，只好自己暗地里叫工友去买一瓶，由他自己付钱，当时大家以陈教授自己化钱喝老酒传为美谈。

二、竺先生主持浙大后，聘著名昆虫学家吴福祯为农学院院长。吴是竺先生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和同事，他到农学院后，为扩充他系，停办森林系，至校内外舆论大哗，为森林系鸣不平。竺先生就毅然决定请吴先生他就，解去农学院院长之聘，不因亲信而包庇，表现莫大公无私的精神。后任院长为生先生素不相识的卢守耕先生，他是一个学者，不善交际应酬，来校后，竺先生深信不疑，农学院事由他全权办理。至抗战时迁校到广西宜山，因战乱时期人事应付不易，竺先生就准卢先生辞去院长职，而请蔡邦华先生继任，但仍请卢先生任农艺系主任兼教授。这在旧时代，同一学校一位教授升为院长易，要院长下台来做教授，似乎面子有关，就不容易了。但是竺先生领导下能做到教授能上能下，可官可民，这种措施和精神在目前固不乏其例，但在旧时代是难能可贵，值得一提的。

三、竺先生除关心学生学业外，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遇到学生要吃亏时，他竭力保护，使学生避免牺牲。每次国民党军警要来捉学生时，竺先生得知后，立刻通知我们叫有关学生暂时避开，作好必要的准备，以兔牺牲。于子三烈士被捕后，竺先生东奔西走，多方营救，不遗余力。此外，空校长请费巩烈士做训导长，也可证明他对学生的爱护。因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竺先生敢冒大不毡，坚决请他担任训导长，就是保护学生的明证。

四、竺先生对教职员工要求甚严。教师必须教授两门课程，每周12小时以上。否则即为工作量不足，不能作专任教师，只能作为兼任，薪资须按钟点计算，所以全校无冗员闲职。但对有病无法工作者，则爱护备至，虽病卧在床，应担课程由竺先生向同系健康的教师婉商代为担任，对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结。例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因当时无劳保制度，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竺先生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安心静养，并另指定工友随时照顾。

五、竺先生重视大学应培养好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一切制度十分严格，招生绝对不开后门，凭考卷和口试录取，即使竺先生自己的儿女也与一般考生同样对待，绝不彻私。如生先生的女儿坐梅投考浙大成绩不够理想，就没有从宽录取。中国古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竺先生公正无私，下面的教职员也就乐从。我的两个女儿在酒潭浙大附中毕业，考浙大没有录取，只好改考他校，绝无后门可开。所以浙大校风很正。留用助教也很严格，均按照成绩并参考品德，曲系主任和院长推荐招聘，故所用人员几乎是没有滥学充数的。

总之，竺先生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主持老浙大，能以身作则，树立威信，受到校内外各方面的推重和尊敬，树立了老浙大实事求是的校风，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使浙大校誉蒸蒸日上，名闺中外，为国争光。浙大所到之处，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以至整个风气，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当年浙大的毕业生，现在遍布全国及海外，这些学生又培养了第三代、第四代，竺先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代代相传，影响十分深远。所以对竺先生办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来回忆总结，广为推行。我年迈记忆力薄弱，且一人所知有限，希望和竺先生接触过的人多多补充为幸！

谈家桢

这里，我想谈谈我和竺可桢先生的一些交谊和亲切感受。我常是这样想的：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可是竺先生办学更为艰苦，因为竺先生办大学在平时，而竺先生则在国事蜩螗的战时啊！

就竺可桢先生言，他的办学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以身作则，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一个团体，一个单位，领导者必须具有这种力量。领导能善于把各种人才凝聚在一起，组成一股力量，像紧握拳头一样，那末这个团体，这个单位，一定会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从而作出巨大的贡献。当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先生的领导下，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把只有三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七个学院、十个研究所．三十个学系和二千多个学生的完善大学。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很高，驰脊中外。为什么浙大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呢？我认为，就是由于竺先生有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他把全国著名教授都聚集到浙大来了，大家协力同心所形成的。

为什么竺可桢先生能有这样巨大的凝聚力呢？我想从我以往多少年来与他相识、交往和共事关系中谈谈我的感受。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因此，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江大学与他共事，并愿聚集在他的用网，共同为着“办好浙大”而奋斗。不少同事，后来因事而离校了，仍然还保持者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继续为浙大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怎样与竺先生相识的？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友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1937年秩，我决定回国了。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我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了。我希望能够到→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那时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1事有凑巧，我的一位留美问学，他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知道我的情况后，就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E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什么笙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无亲戚关系。我的留美同学朱正元兄也不是竺先生直接教过的学生，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已。从这点看，可以说明z位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昕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骥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浙大迁到遵义时，这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类的浙犬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搏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因此这些博士一律先给讲师职位，满一年后，再升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蘸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得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J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都付以大权。’这是事实，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其陶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其他学校想请也请不到哩1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京大时，深悉他们品学兼优，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公正的人也应懂得中国有句“内举不避亲’的古话，这样才能真正做到4唯才是用”。浙大当时数学、化工与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其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又如浙大的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长和附中校长等，按照当时国家规定都要由教授兼任，教授们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总得有人来承担。怎么办呢？竺先生往往以带有一些半命令式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门生兼任。如胡家健教授、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储润科教授、樊平卒教授之任分校主任等就是如比。在聘用这些门生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们另谋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租，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四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后，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先生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原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z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却把由于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和何增禄等名教授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校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惺、吴霞初和周厚复等名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教授聘任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为农学院院长、郑晓沧教授为研究生院院长、张绍忠教授为教务长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还“三顾茅庐”，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先生，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诵马一浮先生，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主持东南学术风气。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元老与教授的尊重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即使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湘潭荒远的小县城里，那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灯草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师生们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情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酒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zu在酒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泪下了欢欣的热泪。这就可以理箴当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搏士来到湄潭参观的时候，看到我们在这土房子里研究出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深感动，并感喃地和赞美地说：“浙大可与英国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的剑桥啊！”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常召集我们一起欢聚，关心我们的工作与成就。在广州举行的“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人，为苏步青教授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能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赁，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美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庭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被诬为“反动伪科学’，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一门课，1957年教授评级被歧视，评不上一级教授3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学习气这些恬况，后来都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北京科学院中，他对人说s“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喋若寒蝉，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线生不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救育的历史，我愿意再说一遍，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搏。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语：他们的品格是坚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己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侮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经缁”；真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就竺先生的生活说，他是自奉清廉，与师生同甘共苦。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不久继续西迁。在此颠沛离乱之际，竺先生的犬人和次子病危、病故，位先生匆匆回家料理，为着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满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希望姿多多总结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要启发一些领导，能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如今全世界各个先进国家，都在提倡教育兴阂，都感到不抓教育是不行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在皇家学会年会上讲z“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她对全体皇家学会的会员讲这些话，是表示她的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他的总统宣誓大会上，也发誓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他也知道不抓教育是不行的。我们国家是文明市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可是晚近在教育上比这些因家就差了一大截，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就危险了。但是怎么赶呢？我认为竺先生办学是个好榜样，是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的。

苏步青

编者按：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曾约请苏步青教授提供回忆竺可桢先生的“三亲’史料，蒙其热情支持，慨然应允．编辑部遂委托浙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杨竹亭同志，并邀约金福l陆、郑士俊两位校友，一同住访苏老，复旦大学顾、卡两位同志也热心协助，由苏老口述关于在浙江大学任职期间与全可横校长共事十三年的回忆，最后由杨竹亭同志将录音整理成文。编辑部对以上几位同志表示十分感谢．以下就是苏老口述的内容。

我是在1931年来浙大任教的。浙大是一所学术气氛－向浓厚的大学，学生们也都很有选取心。竺校长是在1936年到浙大的。我比他早来几年。他在1949年4月下旬离开浙大，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离开的，所以我又比他迟走几年．他在临走时留下信来，要我和严仁屈尊敬授负责校务维持会。我就担当了这个任务，一直负责到杭州解放。

我和竺校长共事了13年。我对竺校长的认识和交谊，也有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定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在这时期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匆忙地由南京迁往重庆。它把嫡系的大学——如中央大学等，都迁往大后方，对地方大学则不闻不问。所以我们浙大就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当时，浙江大学校内教师各有各的看法：究竟搬还是不搬？意见很不一致．竺校长是一位学者，骤遇比事，感到棘手。最后，他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一样，带了700多名师生走“长坂坡”，到建德去暂时避难。到了12月24日，杭州沦陷了。自然，杭州回不去了，缝续西迁，只有向西面搬，但又不能离开浙江过远。

这时候，我因为孩子多，先躲在建德乡下，暂时投跟学校走，到第二年才回浙大去的．陈建功先生把家眷送到绍兴乡下去了，他是一个人跟着学校走的。这一路上有好些地方乘不上车和蹄。这样，陈先生就从金华步行到江西玉山．要跟上‘大部队’，多苦啊！真是流离颠沛。可是，我们浙大校风好，带了那么多的图书和仪器，走了好儿个省区，一件东西都没有散失，真是不容易啊！

说到搬家，有位老校友是千万不能把他忘掉的。这位老校友名叫赵曾珏。他是早期浙大电机系的毕业生，后来在第三战区担任交通电讯管理局长，负责东南四省的交通电讯调总。浙大的搬迁他是帮了大忙的。如果没有他出大力，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竺校长是一位有心人

浙大搬迁时，坐校长当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去要经费。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其实，他对待任职的教师都是；关心的。我当时很感动。不久，我从建德回温州，路过丽水站时，站长受他的上司赵曾程局长之托，来站迎接我。可是他看见了我的妻子，就很有礼貌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这时拿出朱家骅的手令，他见了急忙说：“那就不必了。”可见这“手令”也真管用。

竺校长是一位公而忘私的好校长

浙大在日机轰炸中搬迁，一路上来到江西吉安。坐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在那种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生病死去的．那时候，空校长正为浙大师生的生活、读书、前途、安全各处奔走，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学校搬到泰和以后，坐校长了解赣江是一条经常泛滥的祸水，每年都要吞灭无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时，学校设在这岸畔，安全也有问题。竺校长就请土木菜和其他系的师生，帮助泰和人民建造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浙大所在地的上回材农田村舍克未受淹。一个校长在学校迁徙之中竟会想到老百姓的灾难，这确是少见的事。那时期，马一浮和钱钟韩等著名教授都在浙大任教。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描述当时情况的诗，我军今还背得两句za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我们这些师生的确比小鸟起得还早，居住的地方是在丛树林边，见到寒目是很迟的。这可见我们的生活情况的一斑了。那时，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妹等几个学生，就是在泰和毕业的。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成就。这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照样可以培养出人才来的。

浙江大学是炸不垮的

在南昌失陷以后，泰和又保不住了。浙大只好再迁到广西宜山。这是1938年间的事。这年暑期，我回浙江去探亲。回校时，由于交通不便，在路上赶了35天才到柳州，到学校时已开学，我迟到了。浙大在宜山时，敌人把学校新建的简陋草舍和实验室，以为是兵营，所以天天轰炸。有一天接连扔下了108枚炸弹，结果我校无一人伤亡，图书仪器也没一件损坏，真的“天佑我也’！不久，南宁吃紧，所以我们在宜山又住不下去了。只好再迁贵州遵义和湘潭。这是浙大最后一次搬迁。这次搬迁却是太重要了。不搬的话，在“黔北战争’中，浙大将全被围在里面，那就不堪设想了。

难忘的一次谈话

在1940年初，我们都到了遵义。当时的数学系设在姜公祠里。有一天，全校长对我说z“你不要等到暑假，快去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z“我哪里来这些钱啊！”他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元大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啊！于是我在4月时就走。回程时，走了35天才到柳州。
在柳州休息几天，叉搭汽车回到了遵义。二位校长知道我带了家眷回来了，说道s“这下我好放心了！”这样的校长，他把教授真当作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才真感到尝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这件事，我曾不断地想过，如无竺校长的帮助，我就出不来了。如果出不来，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已完全与堂校长一条心了。从比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后来他妥我做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校务维持会长等等，我都毫不推辞．在遵义时，每次举行校务会议，我都去参加。要知道，从泪溜到遵义有70多公里的路程呢。

竺校长是最爱护人才的校长

谈家桢1937年从美国回来，只有28岁，竺校长立刻聘请。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从德国回来，曾烟也从德国回来，都是经我推荐，立刻聘请。那时候正当搬家期中，我们的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由于空校长对他们很诚恳，他们对工作也非常负责。在建德时，有一次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还上课吗？”章答道：“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可挂在我的胸前！’他就有这种实干精神。章先生的一生一向生活优越，肩上从未负过重担。可是他随浙大西搬时，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的。他当时患着肺病，可怜他最后病死在西迁的路上，太可惜了。此外，许多著名教授，如罗宗泊、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都是堂校长这样请来的。说起卢嘉锡，还有一段插曲。那是在1936年，我与陈建功先生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蹲请，去福州参加“中学教师训练班’讲课。卢是教化学的中学教师，也来参加学习，而他的数学成绩为全班第一名。所以后来他在英国留学回来，堂校长聘请他主持化学系，他见到我和陈先生时，称我们“老师”，他说“是在福州师训班中听你讲过课的，所以你是我的老师飞不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称我们浙大是a东方的剑桥’，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当时浙大如无竺校长的主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
读过《竺可桢日记》的人，都知道竺校长对每个浙大教师非常了解，且都十分关心。我在1941年带家眷住在泪晖，他每年来源潭，都要来我家看看。在194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翻晒将妥霉烂的地瓜（红薯），坐校长看到，问这何用？我说z“这是我几个月来赖此生活的粮食。掉我家是以红薯粘些盐巴当饭吃的。我那时已是八口之家，工资每月350元，怎能够维持？校长JA!.此情况，对浙大附中校长胡建人说z“今后把他在附中读书的两个儿子，改为公费膳食J胡建人说z“那好，就叫这两个孩子搬进附中来住吧！”那时按规定公费生是必须住宿在校里的，可是我们家中又抽不出可供两人住校的棉被，所以仍旧不能去。后来校长特tit：“走读生也可享受公费待遇。’到了第二年，竺校长又把我特别上报教育部，评为a部聘教授刀，从比工资加了一倍，月薪为700元，我的困难才僻决了。这些事情，我是终生不忘的。
在那最困难的年代里，由于樊平章先生中途离开，工学院的微分数学没人教。坐校长对我说：“你是否利用夏天一个月时间开数学课补一下好不好？’我欣然同意了。那时候，我们从酒潭到遵义去加班教课，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可是大家都认认真真，从不马虎。若是现在，恐怕元人肯干了。可见我们浙大当时的校风。

竺校长是爱生如子的

浙大复员返回杭州以后，不久出现了“于子三事件”。那时候，我陪着竺校长一同去狱中探望于子三。可是过了一星期，传说他自杀死了。当然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他是“自杀”。坐校长爱护自己的学生，不畏强暴，一直坚持真理。后来坐校长要我担任训导长，我也就同意了。从1947年到1948年，浙大调了好几个训导长都不行。有的交了黑名单，被学生哄下来。这是什么时候啊？还叫我当训导长呢！在1948年，学生们要上街游行，我接到了恐吓信：＂你再跟学生一道的话，要对你不起啦！”我有点胆寒了。但我不要紧，我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还不敢公然搞我。后来还好，陈仪来当浙江省省长，蛮好。陈仪在1936年任福建省省长时，请我和陈建功、罗宗洛两先生帮他办过a师训班’，关系还不错。我们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也是日本留学的，这就好办了。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有些学生就敢去保。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休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住校长说J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陶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帮出来。这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谈，长江以北解放了，蒋介石已经跑到奉化。趁这个机会，张其陶先生同我讲：“我陪你去，打个手印，把五个人保出来。”张其陶先生做了好事。这五人一保出来后就都逃走了。我这个训导长是保人，手印也汀了，将来要人的话，是要问我要的。幸亏国民党不久就逃跑了。

建国后的深厚友谊

建国以后，结可棋去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我去筹备、建立和主持数学研究所。当时，复旦大学杨西光校长坚不同意。杨说：“你们要苏、陈两位教授，我只放一个。”浙江省又强烈提出：“还我苏、陈两位教授！”所以复旦大学将陈先生放回浙江了。后来，华罗庚先生由美返国，就请他主持数学所。我幸好未去，因为我一向是4以教为乐曹的人。这些年来，我能培养出这么多教育骨干，感到很高兴，所以我认为能够留下来比调走更为愉快。
竺校长比我大12岁，我应该更多地尊重他。可是没有想到，1962年全国科学家在广州集会讨论科学规划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为你祝寿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这时候还记得我的生日。这次参加会议的有300多人，其中有65人是浙大的师生，所以他非常高兴。他把大家聚集起来，为我举行了一次“祝寿会”。这也是我终生最难忘怀的事情。

一位伟大的大学校长

尝校长不但对我个人如此关爱，他对任何浙大师生都是如此。他在遵义，营救过好多进步学生。在费巩教授失踪时，他千方百计地各处奔走营救。这种事例一时是举不完的。竺可棋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陈训慈

竺可桢师在浙大任校长13 年（以下对竺一般仅称名或用姓），作出众目昭昭之卓越成绩。从《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1942年）中见到．关于蒋介石决定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经过颇详，并先后涉及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胡刚复、邵元冲、陈布雷诸人。其中陈布雷在蒋左右（时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当然联系人。但事前究竟怎样提出与决定的等等．日记中还来说得十分清楚。据布（指陈布雷，下同） 事后告我的一些情况，在此作一追记。

浙大前任校长郭任远，与浙江省当权派胡健中、许绍棣等人友好（许、胡都是郭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一二九运动，浙大率先响应，准备出发赴南京请愿之前夕（12月20日），郭串通军警，逮捕学生代表11人，引起师生公愤。21日，浙大学生到城站不得上车，队伍愤然站立铁轨，黄华表（省府秘书长）代表省当局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被迫接受释放学生等条件。学生整队回校后，立即召开臼治会大会．部分学生冲向校长公舍找郭，郭从屋后逃出，即去南京。这以后，教育部公然开除浙大学运领袖两人，学生们于是继续罢课，并形成了“驱郭风潮”，坚决拒绝郭再返校。蒋介石见郭留京不敢回校，也了解一些浙江省垣各方舆论，知道浙大若不新委一位有威望的学者（绝不能是国民党中“名流”）来任校长，学运就不能平息，学校将不能维持。

1935 年初冬，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来主持。那时，蒋的幕僚陈布雷因脑疾正住杭寓休养。蒋以亟须考虑浙大继任人选，就趁此时机秘密要浙省府当局与接近之文职幕僚提出准备人选，所以陈也应召去参加航校毕业式。毕业式之后，在校长会客室中，蒋介石屏他人面对黄绍竑与陈布雷说：“浙大现状已维持不下去了，现须考虑继任校长的人选问题。”要求“黄主席与陈主任提出能安定秩序、胜任校长之适当人选，早日报我，以便提到教育部办理。”黄绍竑即时答话推辞说：“我虽主省政，但毕竟是军人出身，知人有限，知教育更少。且浙大是国立，还是布雷先生识见广，又富有教育行政经验，可以请他提名。”布表谦谢，蒋也有嘱陈布雷多多考虑之表示。

不久陈销假返南京。这里要追记一事，即在12月21日浙大学运转入驱郭之时，校务会议推定郑晓沧为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时陈布雷尚在杭休养（住里西湖小莲庄），郑常去访谈（郑与布原是旧浙江高等学堂同学，布任浙省教育厅长时，郑曾一度任过秘书），现因蒋直接过问浙大事，常据实以校情相汇报，并以私交虚心与之商榷善后办法。可能布逐渐流露郭已势难再来，拟听取郑对继任人选的看法（布与竺在京相识，敬慕而相知不深以后提名或有其自己的考虑，但主要当是郑的建议）。布回南京不久，即想到时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之竺可桢在科学与教育界名望甚高；同时又想到时任燕大校长之吴雷川（原名震春，曾任前浙江高等学堂监督．郑与布皆是他的学生）。约在岁末到1936年1月，布就将吴、竺二位姓名向蒋回报。蒋略加考虑，说吴资望固高，但正任燕京大学校长，为师生所尊信，如吴同意长浙大，又要牵涉北方一个重要大学物色新校长的问题；竺原长气象所，蒋也知道，但认为科研机关可兼职，或可推人代理。当即嘱布于2月21 日陪竺去会见。

蒋单独见竺这是第一次。据布告我：是日客多，蒋与竺面谈约一刻钟光景，后表示“印象很好”（布语），叫布即通知竺准备接事。蒋见过后就告诉教育部长王世杰，王向来器重竺之学行，自表同意。

竺得通知后，先后与蔡孑民、各友好及接近的学生（如张其昀、胡焕庸、王学素等）商谈，其曲折经过都见竺日记。我所认识的各方面人士都说浙大教授们表示欢迎，只有国民党省党部的许绍棣等表示失望。我当时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职，拟去宁沪线一带考察。我是3月1日离杭的，历经苏、锡、镇江各图书馆参观，3 月11日才到南京，住在兄（陈布雷）家。15日约三五同学至竺家访叙，中大的胡焕庸、张其昀，气象所的好多干部（竺在东大、中大的学生）都赞同竺师可以接受。我也谈到浙大情形并不复杂难办。事前我原有致竺师信．希望竺接事，以浙大为“中流砥柱”振作浙江省的教育文化事业，这些话俱见竺的日记中。

浙大编印的《竺可桢传》中，有如下一段说法：“在杭州机场之候机室，当时浙大代理负责人郑晓沧就最先向蒋介石推荐过竺可桢。”这不符事实。关于蒋介石在航空学校校长会客室与黄绍竑、陈布雷谈浙大校长一节，前面已有述及。郑晓沧没有向蒋介石直接提过名。而且按常情推测，机场的候机室即使是一别室，蒋也不会在等待上机之匆迹中与一个素少接近的教授公然谈校长人选问题的。

还有一个印象应当说一说。常人一般总希望自己亲人不要太忙劳，竺如受任校长，而仍兼气象所所长是既定的，当然更任重事繁。竺日记（2月25日）中记师母张侠魂之二姊（即邵元冲夫人张默君）与邵皆劝他接受，但未提及家属意见。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从这一席谈，可知竺之最后决定接受浙大校长，以至负责至13年之久，师母的正确意见也起了促成的作用。

竺可桢于2 月21 日会见蒋介石之后，接受与否（包括任期）约有近半个月的踌躇考虑期间。至3月20日左右，经各方面的劝任，在王世杰（教育部长）的催促之下，与郑晓沧师具体洽谈之后，他已决定接受，并先后设法物色文理学院与农学院院长、总务长及会计等人选。从他的日记中看，进而联系他任事后历年认真负责与迎难奋进之精神，可见他是以公字当头，以国家教育大局为重，从培养大学人才出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

竺考虑具体问题时，对任职时间问题迟迟未决。据布告我，他任校长后，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似是双方同意的。惟几天后，竺思量到气象所之重要，对浙大只能短时暂任，他甚至很主观地提出“半年为期”。布认为极不便以此转达。一贯以科学院为重之蔡孑民，亦以为“半年太短，可延长至一年”（23日日记）。故以后终于以时间问题暂且不作肯定达成默契。

关于任职校长之具体条件（包括任期），过去有的文章说，好似竺当面向蒋提过什么三条、四条，实际上据我所闻，都是通过陈布雷提出的，而且任期问题实际被布劝阻了。布是先后一贯劝竺久任的。日记表明，竺向布提经费保证等三条，是在见蒋的十几天之后。其中写明：“昨晚至布雷处，……渠以为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余提之要求三点，即：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入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据布雷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经费则国库（即中央直接）之四万五千元，按月可靠云。”（日记第一册，1936年3月8日）

后来事实上，经费径向教育部长王世杰力争，中央直接支发每月自5.2万元增至每月6万元（外有少量省财政补助及代办高农、高工之协款，不具述），这是竺接任初期有保障之经费来源（教职员薪金每月约需4万，所以其他各费还是很支绌），校中略有举动，必须另请临时费。浙大赖有接事前之声明条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西迁泰和以后，通货贬值，交通费大，逐事报请，延发迟到，在浙大应付校务，此为一经常难题，这后事暂且不提了。说到第三点人事，即校长有用人全权，党部不干涉。这一点据我所知，以竺威望之高，与开始时之诺言，国民党政府对付还算是较好的。尽管陈布雷代蒋表示过，全权有一例外，即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参加”，但事实上，浙大改组之初，教师中国民党员极少，旦采取导师制，开始不设训导长，故无党部派人来校之事，可以说基本上做到竺当初提出的第二条之要求（ 1939年后之军训教官为例外，但教官也服从校长领导）。以后大学普遍规定，训导长须由国民党员教授担任，竺也依教育法令做到，无论是教授或非教授，只要是国民党员（如郭斌和、张其昀），凡校长上报都同意。最后在遵义将近胜利之年，无人肯兼此职，竺就请民主教授费巩担任，费毅然任职，以致惨被特务杀害。这一事件还引起师生严重反抗，竺也至渝追查抗争，奔走遵渝间多次。

再略提一下战时浙大经费受到相当的优遇。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混乱，通货贬值，各大中学校经费皆十分艰难。尤其是追加费及新发展所需的临时经费，教部常托辞不准，准而不发，发而减成甚大，浙大当然也受到同样困难。但当时竺的艰辛与浙大之发展成绩，赢得文教界之称重。蒋介石与陈布雷同样富于乡谊（当年长教部多年之陈立夫与后来之朱家骋，也都是浙籍人），对浙大算是特别“帮忙”。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除“中央大学”常列第一（经常费亦大）外，浙大常占第二、三位的。不管哪一“民主堡垒”大学，蒋常查问和传言防范，但涉及经费，布与陈立夫之签报追加，总是得到蒋的批准。这亦符合竺接任时所谓经费保证之条件，若非竺之声望与不断努力，是不可能办到的（胜利后，我在南京也曾略效奔走联系）。

竺当初以任职时期作为所提要求之一条，经布劝言与解说，竺不但已默许决不是一年半载即去，政府知气象研究所经整理己上轨道，开始也同意其久兼所长，竺以研究所代理得人，也甚为放心。故至1937年夏止，并未提出瓜代。及至抗日战起，竺以共艰苦患难之精神，率同诸生首迁建德，二迁江西，再赴武汉因公商洽校费。约当师母与次子先后故世不久，曾一度出信表示求代之意，当然受政府恳留。此后我留宜山任教，未见师稍露消极。以后我受派去龙泉分校，及至1940年辞职至渝。此时据我所知，竺曾表示过求去，且曾举任鸿隽自代，被布恳切劝止。黔川交通较便，竺仍兼气象所职（所务由吕炯代，吕任气象局长后，郑子政暂代，最后约1945年中研院始报请以赵九章为所长）。这期间约五六年，竺几乎每年来渝二或三次，去教部之外，也必至陈布雷处，相与久谈。其中至少共有三四次表示请辞，有时举贤自代（有一次他提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可以继任），但终于每次被劝留，使他辞意作罢。竺所提理由，一般总说是当年原以短期为原则，不意抗战猝起，迁校事重，不得不勉强负责。今已安全定址遵义，气象所又不好久代，以及个人研究专业兴趣等等。当时教育部与蒋介石一样（蒋之意见均由陈布雷转达），都以为后方大学重要，觅长不易，尤其浙大规模扩展，非些继续维持不可。结果竺满怀求去之心而来，仍以继续负责之结果而去。1944 年教部改组（蒋决定以原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久任之教育部长陈立夫互调），朱以中研院院长（仍兼任）与竺公私关系较深，对竺要求发展浙大，如追加经费等，经从中英庚款特别补助，尽力支持（陈立夫任部长时，高教司长吴俊升出身东大，从中为助，亦颇有关系）。以后抗日胜利，复员后困难更多，竺也勉力担当而少提去意了。

竺老从1936年4月25日接长浙大，至抗战胜利，在这10个年头中，浙大师生有3次大的迁校，真可谓艰苦备尝。现在一个大学复员重任当前，竺毅然知难而进，而且复员工作做得极好。至1946年，不但师生（连家属行李）与图书仪器安全迁回杭州，并且修建校舍与添建师生宿舍，既多且完成较快。

竺老怎祥能坚持这一事业，直至1949年解放，从始任一直历13年之久呢？虽然有师生之热烈挽留与政府的信任支持等客观因素，而主要还是竺个人以公字为主，出于爱校爱国之责任感。他有时也陷入留恋于科研工作之思想矛盾中，但经过劝说即回心转意；学生一致恳切坚留，尤极有力。而从竺的主观方面分析，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竺之以身许国，迎难而进之基本思想与过人毅力；二是抗战越艰苦，竺对大批专家教授忍受艰贫，相随于一学府（甚至不少教授病故）之无限同情与关爱，以至于不忍舍他们而去，对广大学生，也同此心；三是他对浙大的感情与责任心愈往后而愈深，越是生活艰苦，越多想到大量教职员工比自己还艰窘，愿共患难而不去，还有更多的学生忍饥寒而力学不懈（有的只靠微少的工读收入或助学金过日子）。这种关爱与怜惜之情，又自然与他尊重事业、热爱国家的心情紧密结合，每为一时的原因而想辞，一经以大义相责望，便又打消去意；四是气象研究所竺兼任所长达8年之久，代理所长吕炯及基层干部都是他的高足，至1944年5月，中研院委赵九章为气象所长，竺“喜托付得人”，不需分心，这也是他在胜利后专力浙大之有利条件。综上几点来看，竺老由初起只愿暂时负责，而终于任期长达13足年之久，其支持力量全是他强烈过人的责任感，是公而忘私、高度爱国家爱教育的精神所致。

竺可桢从47岁到60岁间，以精神饱满的年华，担任浙大校长13年（ 1936-1949 年），历经漫长的艰苦岁月，胜利后将这个院系成倍发展的大学搬回杭州，大力重建校园，增加不少辛劳。竺的严正廉勤的教育思想，与公明有效的办学经验，许多作者已有大量文章表达。我在浙大任教不到5年，对这些方面当然也有不少具体感受，兹不赘述。惟有一点，不得不在此文结束前提出来：即竺老是一位气象学专家，又是著名的气候学地理学家，以这样一位全国罕见的科学家，而当其精力旺盛之时，乃让其躺在繁琐的教育行政之中，对我国科学与科研事业，是否为国家不小的一种损失？通观竺的生活史与浙大这十几年的校史，我深感不仅没有多大损失，相反由于取得教育与科研相互推进，而对我国科教文化事业大有收获。通常大学教师无论教基础课、专业课或尖端科学，必兼有不同的科研工作，如做实验、撰写专业论文。欲有论著或创造发明，即须读书——包括西文书、中文古籍文献、中外文期刊等。若兼行政职务，即不免减少甚至停顿。此在竺可桢则不然。他虽则琐务猬集，又须常赴陪都，而他还是不断读书著述——常是利用晚间写文，勉找隙时读书。据1979年版《竺可桢（科学）文集》所附著作目，自1936年4月出长浙大以后，直至1944年底止，竺在中外各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包括关于教育通论性文章）竟有39篇之多。

其中突出的专业科学性质的一篇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从开始定题（原题为《二十八宿起源之时间与地点》）到写成，历时两年多，参据大量中外文献，还与校内外学者（如钱宝琮）商榷，于1944年完成（后又先后补充与改写），成为国际有名之科学名著。自1945年到解放之5年间（包括竺出国半年余，及复员与应付学运特别紧张之年），也有专门和通俗论文5篇（文集《竺著目录》中，《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著录原作为1949年误，见《大公报》1945年5月23日）。我在1938年兼任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每星期六下午几乎每次见竺来图书馆简陋的阅览室中阅读新旧中外文期刊（规定此半天不去办公室）。解放以后，任科学院副院长时，读书撰著更多，直到去世前两年之1972年，完成其《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学报》1972 年第1期），成为一生之最后伟大科学论文。据此回溯，竺以其浓厚的科学兴趣，坚强过人的意志毅力，尽管身任繁剧行政，其科学研究工作何尝一日停辍，故得有此过人成绩。若只论个人，则一人之精力与时间究有一定限度。此13年中，竺如不任校长，他个人的成就自然更大。但从他的培养青年人才，罗致专家教授，实施科学教育，提倡良好学风，所造就我国一个时期内科学文化之总成绩极为远大。英国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二次参观浙大，看了遵义几个院系，就在报告中称浙大为“东方之剑桥大学”，如果只就几位教授的论文，而不是从整个大学的研究实验风气和成就看，是不会有此高度评价的。只有看总体成绩，才能明白竺之任校长与他的兼任科研工作，恰恰是相反相成，而且相得益彰。

竺师对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视，如战时提议西迁贵阳，再迁重庆，战后又排除异说，力主归还杭州保藏等，此事不能不简述其略。

关于竺师力助四库全书之实情，我曾写一报告给“竺可桢研究会”，该会出版的《竺可桢研究会通讯》中予以披露。我只补充五点：①1938年底，浙图已将阁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䃮石密藏，竺师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②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克胜任，竺师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至筑协助晒书整理，并多所指助。③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又赞同文澜阁库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④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需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无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师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⑤文澜阁库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欲借抄其中滇黔人之著作， 一度想抽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库书归之于南京，后来浙省参议会代表民意，电南京政府力争，此议才告作罢。竺对此向公私方面呼吁，力主留在浙省。我当时为库书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我所保留竺师遗札，有二信论及此事，兹节引原函两段于后。

其一

“桢返遵后，得方杰人神父（方豪，字杰人，时兼浙大历史系教授）函，云及贵州大学拟将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库书（请部）拨归贵大。如此讯果确，桢极不以为然，浙人亦必群起反对，其不妥之理由，甚为明显，无庸缕述。我为库书迁黔之提议人，不能默无一言。而吾弟为库书之原保管人，想心更切。望即先与士选（指高教司长吴俊升）一谈：若有此项建议，嘱其早日打消为感。……”

(1943年8月10日致陈训慈信）

其二

“文澜四库书已由筑过遵开渝，想即可抵达重庆。惟据毛春翔君（文澜阁库书保管员，押运库书；1946年即由他负责督运库书返浙）云，闻中央图书馆拟企图拨得此书。桢意文渊、文津二阁书将来归北平与中央（图书馆），而文澜则以历史上之关系，战后必须迁回杭州，……请足下即与骝先（朱家骅，时接任教育部长）言之为要。

(1944年12月10日致陈训慈信）